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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载] 福布斯电脑革命史  (http://www.cpu-cn.com/bbs/dispbbs.asp?boardid=3&id=62)

--  作者:CPU-CN
--  发布时间:2005/11/4 19:20:03

--  [连载] 福布斯电脑革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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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已经习惯了日常生活中的变化和进步,对那些使现代生活舒适、方便和相对安全的无数工具性能上的进步习以为常,以至于觉得这一切似乎天经地义。银行来的现金卡附带ATM机上使用的说明在全球通行。每天在杂货店里,店员不用在收款机那儿逐个清点,只是简单地把货物用扫描仪过一遍。世界上最大的书店不在大商场里,而在你书房里与因特网相联的计算机上。很少有人感到奇怪,我们认为今天的进步理所当然。我们几乎把它看作一种自然的力量,就像轻风和重力那样自然。


在过去100年里变化太多了,有这样的感觉是可以原谅的,但它并不代表事实。进步不是必然的;发明自己不会发生;技术也不是轻而易举就出现在生活中,是人们让它们发生的。而这也是本书如此迷人、如此重要之处。它恢复了我们对真理的判断力,对过去半个世纪最无所不在、影响深远的技术——计算机——发出由衷的惊叹。在屏幕、磁盘驱动器、半导体和软件背后的是人类的面孔。他们的故事既令人振奋又超凡脱俗,他们的成就已经改变了世界,但他们取得成就的方式、激励他们的情感和思想却启发了每一个追求进步的灵魂。



蒂莫西·C·福布斯





绪言


在19世纪上半叶结束时,铁路和电报是最重要的两个发明,因为它们改变了旧时代,宣告了一个现代化新时代的到来。在本世纪行将结束时,谁敢说商用喷气式飞机旅行和数字电子计算机对我们的改变稍有逊色?


50年前的生活与我们今天所体验的大为不同。命令与控制是当时群体的首选方式。为什么不呢?命令与控制为同盟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夏,在新墨西哥州北部的荒原上,命令与控制制造出结束战争的武器。回忆命令与控制是有必要的,它曾经充满美国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军事。1956年威廉·怀特写了一本畅销书,名叫《组织人》。这本书鼓吹要顺应和服从权威。流行影片如《穿法兰绒外套的人》之类也是一个腔调。联网电视1957年达到92%的市场份额,意味着我们在电视机上都观看相同的节目。极少有人想到这代表一种缺乏选择。


50年代,美国司法部成功地起诉了一家名叫The Hush-A-Phone的小公司并使它破产。罪名是出售一种挂在电话机送话器上的金属罩,设计它的目的是降低电话机过多的办公室里的噪音。非法!电话公司的垄断是政府批准的,这就是根源所在。


更糟的还在后面。1957年10月4日,前苏联把一个100磅重的金属球发射进地球轨道。Sputnik I(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令人震惊。苏联50年代初热核武器的初次展出就与美国军事并驾齐驱已经让人头疼了,现在苏联又拥有了火箭技术,他们可以统治太空并把核弹头导弹运过北极了。


Sputnik之事引起了极大关注。它刺痛了50年代大部分知识分子,美国式的命令与控制惟一的错误就在于命令与控制太少了!连苏联人都能够不畏首畏尾、破釜沉舟!50年代一位保守的知识分子詹姆斯·伯恩汉姆向《国家观察》编辑小威廉·F·巴克利坦承,美国连同其在民主上181年的探索有可能走向失败。而苏联的做法在把所有必要的经济商品和军事武器组织得井井有条方面更加有效。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同意这种看法。


西方在1957年的秋天看起来确实暗淡无光。但是历史也充满了讽刺。就在1957年最黑暗的时候,爆发出数字电子革命的第一道火花,像宙斯的闪电一样,它将照射到这个星球各个角落去,把命令与控制烧得体无完肤。


这束火花起源于1957年7月,八位年轻的物理学家在帕洛阿托实验室策划一场对他们老板的反叛。老板发现有一些金线突然不见了,他打算让所有八个物理学家都去接受测谎器的测试。这位上司可不是个一般人,他是威廉·肖克莱——晶体管的发明人之一,并在195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是一个专制的老板,但1957年时哪个老板不是这样呢?然而,这八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也不是一般的年轻人。他们中包括罗伯特·诺伊斯、戈登·莫尔、尤金·克莱因勒和其他五个人,这些人大多在以后声名远扬。


八位物理学家断然离开肖克莱实验室,并很快在旧金山找到一位风险投资家亚瑟·洛克,他从纽约一位名叫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的金融家那里筹到一些种子资金。于是在1957年8月,费尔柴尔德半导体公司诞生了。两年后,诺伊斯把一个晶体管电路蚀刻到一片硅上,并把自己的发明称为集成电路。41年后,时至今日,集成电路有名的后代们——内存条和微处理器——像糖果一样铺满了生产车间,在硅谷,在德克萨斯,在韩国……每月数百万……每个小小的硅厂容纳了数千万个微小的晶体管。谈谈规模经济吧!从诺伊斯的发明诞生以来,晶体管的价格已经下降几百万倍。



今天,一个普通的初中数学课堂就有20台二手PC机,每个价值33美元左右,可它的计算能力比Sputnik事件后五角大楼征用的计算机还要大。西方普遍优越的计算能力,借助于神奇的硅,从难以察觉的弱小年复一年以指数增长,成为一个领导力量,最终大到打垮了苏联帝国。阿富汗部落成员肩扛着一枚“毒刺”式导弹发射架就是象征。仅仅一小片硅就赋予“毒刺”导弹热寻的能力,其效果足以把一小股阿富汗部落人民变成强大的入侵军队的敌手。另外,西方的计算能力再次使美国商业进入更加快速的轨道,每年的领先地位都在增强,这些结果对西方来说是幸福和令人激动的。尼基塔·赫鲁晓夫1956年预言,他的苏维埃联盟即将目睹资本主义的灭亡——“我们将埋藏你们”,事实证明这一预言偏离得多么可笑。


非常欣赏杰弗里·扬对计算机时代这50年历史的轻松描述。从现在起若干世纪后,扬先生这些精确又有趣地加以记录的数字电子革命兴起的传奇,将被当作神话般阅读:大胆的反叛者潜入敌人后方,洗劫命令与控制的基础从头到尾撕开它,从而为全人类树立了希望,最终将迎来一个幸福的明天。


理查德·P·卡尔加德


《福布斯》出版商


--  作者:CPU-CN
--  发布时间:2005/11/5 19:4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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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驱与海盗
计算器与计算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发生突飞猛进的增长。1950年时,中等家庭的收入增加了三倍,达到每年3000美元,相当于现在的20546美元。通货膨胀也同步增长:一磅汉堡包肉价格接近1美元(相比之下战前才36美分)。国内长途电话费从每分钟6.50美元降到低于2.25美元;通话数量从每天每千人150次倍增至300次。三分之二以上的美国家庭安装了电话(而战前才三分之一)。电视机在全国各地得到普及。到1950年,生活在市区的人口(9600万)几乎是农村人口(5400万)的两倍,从1920年两个数字最后一次势均力敌以来,这一趋势一直在加速发展。更加惊人的是,机关工作人员已经增加到将近800万,职员人数第一次超过农场工人。现在正是销售更好的新式办公机器——计算机的良机。


一大批从战争中涌现出来的技术将要在未来岁月改变美国的生活,包括雷达、磁带记录技术、核动力等,但没有任何技术比计算机的影响更深远而持久。计算机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一项名为ENIAC(电子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机密计划的产物,到50年代中期,已经进入美国的主流文化,其程度可从1957年的电影《桌面》中略见一斑,剧中与斯宾塞·特雷西和凯瑟琳·赫本共同担纲主要角色的竟是一台计算机。


在ENIAC的工作上取得专利的约翰·毛赫利和普雷斯珀·艾克特,是尝试从新发明的机器中盈利的第一人。不过,在战争刚过去的那几年,计算机只对一些专门的组织有吸引力,其中包括像诺思罗普公司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各种政府机构、一些像万全保险公司(Prudential Insurance)这样的大企业,或者诸如A.C.尼尔森公司之类勇敢的先行者。这些先行者们在第一批计算机上的花费比他们预期的要多,而且事实证明工程问题是很难解决的。如果没有大量的顾客,要想成功非常困难。


后来,一位企业家登场了,他将让这一羽翼未丰的产业腾飞起来。当尘埃落定时,他的公司已经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一种观念,即它才是新的计算领域大型机器杰出的供应商。这是一家具有父子相继的传统、极注重推销术的公司,美国的每一间办公室无人不晓它的商标品牌——雷明顿·兰德。



计算机以及我们今天所说的计算,从真正意义上说始于1937年12月的一个冬夜,是从衣阿华乡村那平坦的道路和无边无际的农田上的某个地方发端的。那天晚上,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衣阿华州立大学物理系一个34岁的副教授,晚饭后开着他的新“福特八型”车外出兜风。


这是一个清新、寒冷而晴朗的夜晚。他向东驶出艾姆斯,一个位于衣阿华首府得梅因以北50英里的小小的大学城。阿塔纳索夫漫无目标地开着,先是在林肯公路上向左转,然后背对落日加速驶向衣阿华的乡村。他驶过红色斜折线形屋顶的粮仓,它们是当地农户家家都喜爱并引以为自豪的。道路在这片起伏不平的农场上以直角和直线蚀刻出“块地”的疆界,每块地都经过勘测,正好为一平方英里,640英亩。积雪覆盖着肥沃的黑色土壤、麦田和玉米地,如同一层白色地毯,只有远处农家烟囱的几缕袅袅青烟打断这银色世界。


他开着车时不由得想起一直萦绕心头的事:建造一架更好的计算器。路上遇到一家年久失修的旅馆,他便停下来,在一间木结构的售货亭喝几杯酒。阿塔纳索夫正处于正在结束的机械时代与即将开始的数字时代的交界点。随着他笔尖的移动,今天所说的计算机的基本体系结构的各个部分已经在他的纸上运转了。他草草地在餐巾纸上记下这些概念,而背景是台球在喀啦喀啦地撞击。那些粗略的笔记将化为第一台数字式电子计算器,这台机器直接导致数字时代和第一批计算机的降生。


1937年冬天的那个夜晚,阿塔纳索夫开始发明新的计算器,它将实现他要成为成功的发明家的梦想,使他摆脱已不再着迷的学术世界。最重要的是可以让他羞辱那些科学同僚们,以及一直拒他于门外的IBM制表机推销员们。


那天下午,制表机推销员又一次拒绝了他,他们拒绝他希望对IBM的穿孔卡片制表机进行的修改。年轻的教授愤怒了,怒火驱使他钻进汽车,长驱数百英里跑到邻近的伊利诺斯州喝酒,那里的禁酒主义者还没有像衣阿华的宗教狂们那样关闭酒馆。


1937年的美国到处一片黯淡,苦痛的几年大萧条造成深深的恐惧,这种深入肺腑的恐惧让许多国民丧失了勇气。大约有20%的人口失业,流民沿着铁轨游荡。那一年通用汽车公司出现弗林特(通用汽车公司发源地,仅次于底特律的汽车——译者注)静坐罢工。随着工人努力保卫他们一点点的所得,产业斗争达到顶点。美国希望与外界隔绝,从而可以舔干伤口重塑自我。甚至当日本人侵略中国击沉一艘美国巡逻艇时,美国的政治家们也是干打雷不下雨。


阿塔纳索夫比大多数人都幸运。他在校园附近有一栋小屋,膝下围着两个娇子。与每年600美元的美国平均工资相比,他的好工作每年带给他1000美元可算是富裕了。另外他还有一部好车。对这位聪明、年轻的教授来说这些东西来得都很容易。结果,他与缠绕大多数美国人的那种恐惧隔绝开来,形成了他格格不入的个人形象,成为衣阿华州立大学的一位人物。而这里是一个讲求实用的地方,专重兽医、工程、工业科学、家庭经济领域以及最重要的农业教育。这个学校拙于理论而长于实际,很少有人怀疑传统智慧。


这里也是农场小伙子们呆的地方,拖拉机坏在远离农具店的农田中间时他们懂得修理。这里奉行的原则是“自力更生”,而这一点极其适合阿塔纳索夫。像修补成癖的匠人一样,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发明家,对于计算机器甚至有一种第六感。他是一个梦想家,同时又过于敏感,无法让自鸣得意的教员和IBM那些无知的人们理解自己。他的反应是考虑怎样制作一台比市面上别的机器都好的计算机,他要让这些人瞧瞧他们的目光是多么短浅。


他在教研究生理论量子物理学时,就因为缺乏有效的计算系统越来越感到恼火。阿塔纳索夫并没有等待更好的计算机器在艾姆斯出现,而是决心自己造一台。他相信答案就在电子与机械的某个关联处。虽然他努力了,到目前为止仍未能找到。当时,专业文献充满了对布什微分分析机(MIT)的描述。这台机器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范内华·布什建造的(布什不久成为罗斯福的首席战时科学顾问),使用了许多齿轮和轴承来增加计算尺的能力。这台最新式的机器由50英尺长的一串转盘和杠杆以及用手工安装的转筒组成。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一个巨大而笨重的计算尺,要用几个人才能操作。阿塔纳索夫受到这台分析机的启发,与一位研究生合作造出一台齿轮传动的机器,用来计算两个变量方程的简单系统。但它只能精确到三位有效数字,而阿塔纳索夫面对的方程系统包含30个变量和30个方程,那是远远超出这些机器的能力范围了。


阿塔纳索夫是当时世界上考虑到使用电路元件——电阻、放大器和电容等——创造电子计算器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没有可借鉴的文献,没有可检验的前期工作。他只能发明自己的方法。


最终,他在衣阿华中部的荒野找到了部分答案——二进制数学。他回忆起母亲曾教过他二进制数学。出阁前她是一位学校教师,当她那早熟的儿子在10岁那年(1915年)明白了计算尺的原理后,她便开始教他高等数学。课程中就包括二进制计算,她对此情有独钟。


所有计算系统都是基于一定数字的循环模式。美国的数学称为十进制——从1至9,然后进位1与一个0配对组成10,依此类推。数字系统可以用任何进制,比如说四进制,对于这种系统,数字10将被写成22。而以10表示的数字实际上是4。二进制数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每个数字只能是0或1,所以数字10将表示为1010。因为这种计数系统中,数的每一位置不是开就是关,所以某些特性特别适合需要计数的机器。存储数也只受到可被串在一起的数字个数的限制,即一排“开/关”切换的数目。它们被称为寄存器,即计算或运算时存放数字的机械或电子场所。


后来,阿塔纳索夫自已也记不清为何突然对二进制豁然开朗从而找到了需要的方向。他将把所有数字转换成只包含1和0的二进制数字串。电子脉冲——有无电荷即相当于1和0——可以表示每个数字。这种方式因为简单而优美,他越是检验这一想法就越是喜欢它。


他已经迈出第一步,但怎样让一切运转起来呢?多年前建造的两台机器将在他的解决方案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1800年左右,一位名叫约瑟夫·玛丽·雅卡尔的法国发明家——一个裁缝的儿子——发明了第一台自动织布机。他设计了一种方法,在厚纸板上打出有图案的孔。一根特殊的线通过每个孔控制组成编织经线中的某一根纱,带着那根纱一起移动进入织布机的下一操作;如果孔被堵住,线就停下来脱离这一操作。一排孔代表在织布机的某个指定操作中要织的一排纱线;在纸板上打出一排排孔就可以表示出复杂的图案。很多个板构图便可生成精致的织物和家庭装饰布料了,并且它们可以重复使用。从二进制意义上来说,这也许是第一台可以“编程”的机器,每个穿孔就相当于二进制计数法中的1或0,尽管雅卡尔从未将其用于数学目的。当时的法国手工裁缝们将雅卡尔织布机看作是对自身生计的威胁,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烧掉一大批织布机。他们甚至对雅卡尔进行人身攻击,然而这种革新的商业用途最终超过了反对改革的恐惧。到1812年,大约有11000台穿孔卡片织布机在法国投入使用。


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拜伦爵士的女儿艾达·洛夫莱斯和她的同事查尔斯·巴比奇设计出一种计算机器,名为分析机(Analytical Engine)。这台机器脱胎于巴比奇早期在19世纪20年代完成的差分机(Difference Engine),是一部用来生成对数表和天文表的机械装置。巴比奇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也为天文学会工作。当时英国政府悬赏,重奖能够找出自动制作天文表方法的人。因为英国海军对控制英国的殖民地至关重要,而所有的航海都依靠天文。巴比奇的发明为他赢得了荣誉,但几乎没得到什么钱,因为英国政府在交易上食言了。幸好他不靠这个也能致富。




--  作者:CPU-CN
--  发布时间:2005/11/5 19: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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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巴比奇和洛夫莱斯研制的更加精致的差分机采纳了雅卡尔的思想,从一迭穿孔卡片读入数据。但他们想要做的更多:他们希望在寄存器中存储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算术运算并最终把它们打印出来。洛夫莱斯设想出一些编程指令作为与数字本身分离的要素,它们是今天编程语言的基础。不幸的是他们的机器一直未能造出来。尽管无论怎么看它都不是电子式的,可它确实包含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复杂的机器应该既有仓库又有磨坊。它们是存储器和计算机的老前辈。1937年那个冬夜,尽管从未听说过巴比奇和洛夫莱斯,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想到的也是同样一个结论。生活在单调的知识分子中间,受欲望、愤怒和对美好经济生活的憧憬所驱使,再加上同僚们怀疑的眼神所带来的刺激,他终于想出一种新型的计算机器。它将包括一个用电子来存储数字的存储区、一台与之相连的计算机械能够根据这些数字进行完全电子化的运算。


阿塔纳索夫将使用二进制计数系统,尽管熟悉它的人很少,喜欢它的人更少。阿塔纳索夫从多年摆弄模拟计数和计算设备中知道二进制的优美之处在于它能够让机器完全按自己希望的那么精确。二进制数字不像大的差分机和计算器那样给解释留有余地。只要它的电路明确地区分1和0,只要存在一个阈值(低于它的全是0、高于它的全是1),那么最终的计算结果就一定像他的存储系统和寄存器能够处理的二进制数字(或“数位”)的个数一样精确。


确定了计数系统后,他还需要存放这些1和0的方法。最开始,他想到必须用电子管,而且需要大量的电子管,因为它们是构成电路的关键元件。电子管能够存储电荷或者控制流过它的电流,两种方式都可以配置电路以表示二进制数字。


但这带来一个问题,1937年时,电子管非常昂贵,最贱的也要几美元一只而如果他希望要高档的话,他就不得不每只花10美元。他从哪里搞到这么多钱?即使他把内存限制到266位——由当时最好的IBM计算器提供——那也意味着仅数字寄存器一项就要花费2000美元以上。然后还有使用机器所必需的额外电路。很明显,他必须补充一些更好的东西。他既需要一个程序存储站——他打算使用IBM穿孔卡片来读入计算用的数——也需要一个临时存储点(或内存库),来放置方程的临时数字和部分答案。


穿孔卡片是数据存储和恢复的世界标准,1937年时它们已经问世很久了。赫尔曼·霍勒瑞斯在19世纪80年代重新发明了它们,1890年被美国人口普查局采用。穿透的孔代表数据,通过统计电触点的图案(它们穿过穿透的孔而在未穿孔的地方被阻住),霍勒瑞斯设计出可以制表、管理和处理数据的设备。他为设备申请了专利,并努力工作以维持市场优势。然而,他的公司——制表机器公司——最终在艰难时代衰落了,幸亏被国家现金自动记录器公司从前的一个推销员——托马斯·沃森挽救。沃森立即把公司改名为国际商用机器(IBM),组织起一批家长式的精明推销员,并停止出售制表机,改为出租制表机。这些措施完全控制了市场,既包括符合IBM机器所要求格式的穿孔卡片,也包括了机器本身。没有人再能改动机器,除IBM外也没有公司能制造用于IBM机器的穿孔卡片。


这一战略确实英明。到1930年时,IBM机器成了多数大办公室的设备。在那里,帐目细节和记录被使用特殊打字机键穿孔在卡片上。成叠的卡片被输送进制表机,制表机记录卡片上的数,然后在纸带上或更多的卡片上输出查询或方程的答案供打印输出。一开始数据并不是自动读取的,但不久IBM就开始借助于电子管使用一大套复杂的十进制数字存储系统生产出最好的计算机器。这些机器是市场上最先进的加法机。它们立起来约3英尺高,可以对任意两个都不大于266的数字进行运算。它们相当昂贵,时价1000美元,相当于1998年的6850美元。


这远远超出了阿塔纳索夫的预算。无论如何穿孔卡片计算器系统对于他的电子计算电路来说都太慢了,所以他研制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存储数字,只花了IBM系统价格的一个零头。他使用的是纸质电容,这是一种临时手段,它使得在计算过程中向旧数上写新数成为可能。对此他很在行:它们是他博士论文的一部分。电容的价格每个仅几美分,而且只要它们的电力大约每秒钟刷新一次就可以充电(或放电)。虽然它们不能像电子管那样控制和放大电流,可阿塔纳索夫并不需要那种能力,因为只要简单地储存电荷即可表示二进制数字。他设想有了电容就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建造大的存储子系统——既用于存放原始数字也储存过渡计算的库房,现在被称作内存。但前提是必须想办法保持它们同步刷新。在那个寒冷的12月的夜晚,他一边随手乱写,一边开始构想使用电容的方法。他想到:把它们安装在一个转动的滚筒上,电触点朝外,每秒钟将它们扫过已充电的刷子,只要每秒钟电子刷新电容器,它们将周而复始地存储一种状态——充电或未充电,即1或0。


在一叠餐巾纸上,阿塔纳索夫狂怒地描画带有一个粗陋的电容滚筒的自行车链条驱动系统设计图。他现在有了数字计算器的两个关键部分:一个基于二进制的数字系统和一个在计算中存储数字串以便机器随后对这些数字进行运算的系统。现在他仅需要一样东西:一种计算数字做算术的方法。在不停的乱写乱画中,他获得一个将改变世界的灵感:建立能够直接处理两个二进制数的电路,然后电子化算出它们的结果。他将通过直接操作而不是枚举法来做数学。


这是一个革命性的思想。计算一直是用枚举法进行的,例如用8加8加8加8加8来模拟8乘以5。这是在模拟世界做乘法的惟一方式。其中每个8击打齿轮上的5个齿,然后在轴上前进5次。阿塔纳索夫发现。在二进制系统中,一个数的每个数字表示为1或0。他可以将两个数字电子化地直接加起来,把二进制数排成一列,再与电荷相联系,即可把答案完全表示为一串电荷和非电荷(如10011),他不用离开电子领域即可执行加法或减法。这样就诞生了第一个数字加法电路。它将以电子的速度运行,因此在计算时可以达到比模拟计算器成倍快的惊人速度。一旦他想通了这些,剩下的一切只是将二进制数变回去,以便普通人(与数学家相比)可以容易地明白答案。


阿塔纳索夫在更多的餐巾纸背后龙飞凤舞,设计出一系列电路。他的系统的基础是称为“与”、“非”和“或”门的电路,它们现在成了所有数字计算的基础。数字由一串1和0即有电荷或无电荷来表示,它们在电路中移动,并按顺序排列等待进行加减运算。两个数在每个寄存器处进行二进制数学只会产生三种结果:l、0,或者一个进位1和0。再没别的事这么巧妙了,所以它完美地适合用电路进行电子数学。这一加法的逻辑基础同样可用于减法。最终,只动了几铅笔,阿塔纳索夫就创造出可以做电子化数学的电路。在这些电路中,数字完全在电子领域处理,其速度前所未有。难以想像复杂的数可以乘以另一个同样复杂的数,其结果仍逃不出内存电容器,这个过程可以一次又一次地乘下去,而且基本上瞬间即可完成。


不用说,洞察出机器的基本工作原理——他称作“加减机制”——并不完全等于想出真正设计和建造出机器的方法。阿塔纳索夫那天晚上从伊利诺斯返回之后的一年间,他细化并重新定义了他的计算机器。最后,他给大学里掌管研究基金的人写信并提交了一份建议。1939年春,衣阿华州立大学研究理事会批准给他650美元雇一名研究助手、买一些材料以及从大学的机械商店订购一些定制的零件。


阿塔纳索夫是一个纸上谈兵的思想家,充满了激情和英明远见,他还是一个富有吸引力的演说家和创造性的工程师。但他并不具备有条不紊的实践能力,比方说探究一台蛛网密布的织布机找出一根未拆开的接头所必需的方法论。他是一个学术气十足的极端的发明家而不是伟大的工程师,当然更不是个商人。要取得进展,他必需要一个能力强的工程师,因为他的机器无前例可循,无其他机器可观察,无教科书可参考。阿塔纳索夫的草图是天才灵感的一现,而机器却必须建造出来才能将设计天才变为现实。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会建造的人,他的名字叫克利夫·贝里。


贝里是一个天才——从他还在上小学时人人都一直这么说。他16岁时以全优的平均成绩高中毕业,并且代表班上致告别辞。这个小伙子个头不高,细心又害羞,圆圆的眼镜后面经常不易察觉地眨一下眼。他精巧而细致,有一种让所有事情像电子一般运转的不可思议的能力。他还是一个业余无线电报务员,经常花几个小时与同行们在机子上聊天。20世纪30年代,几乎人人都有无线电,贝里因为能够诊断和解决各种电路问题而深受欢迎。


到了上大学的时候,贝里的妈妈希望他留在家附近,所以他在高中又呆了一年,选修附加课程。后来他来到衣阿华州立大学学习电气工程。他一面读书,一面在艾姆斯地区的一家承包商格利佛电气公司兼任技术员。1939年,他以班级里名列前茅的成绩从工程学院毕业。


阿塔纳索夫教过贝里几堂物理课,所以贝里找工作时,他们一拍即合。等到秋季再次开学时,贝里将在读硕士学位的同时,当阿塔纳索夫领薪水的研究助手。正是这个研究生给阿塔纳索夫的仪器注入了生命。仪器工作原理如下:计算器连接起自行车齿轮和电子元件,数字从修改过的IBM穿孔卡片读数机输入,然后存储在鼓上,使用的是阿塔纳索夫一年或更早以前设想的电容。它们的“脚”或者说末端全都伸向外面,然后掠过黄铜刷子制成的金属整流器,这就提供了基本的电动刷新循环。当一束纸电容粘在一起后,鼓的横截面看起来就像蜂巢一样。它绕着一个简单的自行车曲轴齿轮旋转并由一台电动马达链条驱动。这种鼓有两个,上面分别容纳方程式两边的数字,并精确地以每秒一圈的速度旋转。每个鼓上有50排电容,每排30个,所以总共有1500个数字化的二进制位,按现代说法即1.5千位,它能够存储一大串二进制数。


加载上全部的数后,再让两个鼓都旋转以保持充电鼓电动刷新,阿塔纳索夫和贝里往设备里输入一对数字(今天,这被称作中央处理器或CPU)。结果将以一串充电和放电的形式被读入两个鼓中的一个,而另一个鼓则保留运算对象。这一运转每几秒钟重复一次,只要两个鼓保持同步,但恰恰这个大问题从未得到满意的解决。


还存在一个更急迫的问题:记录答案。当一切都在旋转时,方程的答案可能就位于鼓存储器中,可没有办法看到它。同时处理这么多数位并同时将它们穿孔输出,远远超出了当时穿孔卡片设备的能力。贝里对IBM穿孔卡片打印机做了一点修改——在卡片上烧孔。这种“电弧法”——网格状的触点沿着穿孔卡片两侧排列,根据各个位置是否有电荷同时点火(或不点火)——是贝里所能设计出的最好方式。系统工作起来,就好像有个机器怪物进了物理大楼:两个大鼓呼呼有声,自行车链条叮噹作响,空气中充满了烧焦纸的气味,高压电弧的咝咝声沿着走廊回荡。只要计算设备一启动,大楼里的每个人都知道。


--  作者:CPU-CN
--  发布时间:2005/11/5 19:4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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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这么多困难,到1940年底时,他们已经让它运行的很好了,能够为研究生和教授们计算一系列复杂的方程。虽然如此,阿塔纳索夫和贝里已经制订出生产小型企业制造用计算机器的计划。他们用尽一切力量搜索文献,包括专利和技术方面的内容,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表明有人考虑过电子计算,更不用说实际做了。即使这样,他们想的仍很天真。两个人都不是商人,而是科学家和理论家。所以他们按照自己所知道的惟一方法进行:申请批准。1940年秋,他们写了一份详细的批准建议,解释他们的理论基础并仔细列举了机器雏形的工作方式;建议中也指出遗留的问题所在,并设计了一份谨慎而且在财政上保守的预算以便将该机器发展到下一水平:一台可以让衣阿华州立大学很多小组使用并可以取得专利的计算机器。他们估计预算为5000美元。


衣阿华研究理事会认真考虑了这一建议。但老实说,他们并不太清楚这一思想的商业前途。其他认为这不过是浪费时间和资源的教授们也横加阻挠。此外,它似乎有可能与IBM为敌,而IBM是学校计算课程的主要资助人。阿塔纳索夫运气很不好,再也没有新的资金注入了,尽管理事会继续支付贝里的助教薪水。


1940年12月,阿塔纳索夫去费城参加美国科学进步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缩写为AAAS的年会。在实时通讯连接全球的时代以前,这些会议对科学家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可以发现遍布全国的数百个学术和商业的研究开发实验室都在做些什么。阿塔纳索夫积极寻找在别处进行的类似电子计算的迹象。在一次小会上,他听了费城本地的一个大学教授的演讲,其主题是使用机器计算比较天气和太阳的活动。


气象学因为综合使用统计数据和流体动力学,是世界上计算强度最大的学科之一。当时计算能力最强的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摩尔学院的大型布什微分分析机,可等它计算出天气,事情已经过去两星期了!演讲人约翰·W·毛赫利对处理更多的数据取得进展绝望之余,公开推测电子似乎可以提供答案,只是还没有人想出怎样做。会后,阿塔纳索夫找到毛赫利,告诉他自己已经建造了这样的一台机器,它使用电子来解复杂的方程组,而且很便宜——一个数字不超过2美元。


毛赫利是一个衣着考究而且很风趣的人,因为在理论世界长大,对一切都不盲信但很着迷。他的父亲也是个物理学家,领导着位于华盛顿特区卡内基学院的地磁学系。而他自己1932年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一年后受聘于费城一所小的学院厄辛诺教授物理。在那里,他开始研究宇宙射线和太阳耀斑对地球上天气形势的影响。虽然大多数气象学家简单地认为这不过是头脑一时发热,毛赫利却很执着,他是一个学术理论家和不落俗套的思考者。在30年代末期,他尝试建造了许多计算机器,也研究了他人的文献。


然而毛赫利在这些尝试中进退两难,因为他不是电气工程师,也缺乏实践的天赋。更关键的是,正如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所表露的,他关心创造出电子计算机器的荣耀远甚于关心实际解决问题对智力的挑战。“请为我保密,因为今年我还没有可以实施的设备,”大约在他发表阿塔纳索夫所听的那场演讲的同时,在谈到他对电子计算机器的一些想法时他这样写道,“我希望成为第一人”。


所以,当阿塔纳索夫告诉他已经建造了一台这样的设备时,毛赫利非常感兴趣。AAAS大会后刚几天,他就写信给阿塔纳索夫问自己是否可以到衣阿华做一次旅行,这样他就可以检查机器并聆听详细的解释。发明家太高兴了,巴不得有人对他的机器感兴趣,他立即邀请毛赫利来访。考虑到现状,阿塔纳索夫并未打算夸大事实,他把当时仍然悬而未决的衣阿华大学研究理事会的批准称为“外部资源”,并在另一封信中写道,“计算机器的零件正要离开生产线。”实际上,在该项目的高峰期,他全部的人马不过一个拿工资的和两个志愿的研究生。


然而,毛赫利感兴趣的原因部分是因为阿塔纳索夫不很愿意提供详情,只答应等毛赫利访问时才揭露系统的秘密。发明家还提到塞缪尔·考德威尔(布什微分分析机的设计者之一),刚刚在访问一些最高机密的国防工作的同时访问了自己的电子计算机器(当时考德威尔参加了这一国防工作)。实际上,考德威尔对搁在物理楼地下室的这台看起来不大可靠的计算器一点不感兴趣。他其实要求阿塔纳索夫管理另一个极端重要的研究领域:设计用于声控炸弹和压力雷管的引信。


毫无疑问,考德威尔提供的机会激起了阿塔纳索夫的兴趣,但是在1941年的夏天,阿塔纳索夫的计算机器依然是他的头等大事,尽管在衣阿华的工作遇到障碍。“流言说我有点脱离计算机器的常轨,所以永远对您提供的细节感兴趣,”他在给毛赫利的一封信中写道,而毛赫利也恰好陷于有关电子计算的流言蜚语中。不仅摩尔学院有一台布什微分分析机,而且在邻近的新泽西州,贝尔实验室的乔治·施蒂比茨也建造了一台电动机械的计算机,它使用磁继电器(一个电荷磁化一对触点,啪嗒关上它们并完成一个回路,然而没有电荷来给它们去磁并强制它们分开)来执行逻辑功能。它非常慢,是机械与电子奇怪的杂交。但是,它确实是一台能运行的计算机器。


毛赫利最终于6月——学术年的末尾——到达艾姆斯,他花了几天时间开车穿过平淡和起伏的美国中部时,几乎确信自己犯了个大错。他无法相信在这片茫茫荒野中能够创造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对陪他一起来的10岁大的儿子说:“我们只在这儿呆一两天,然后就回到文明世界去。”


把儿子丢给阿塔纳索夫的妻子照料后,两个大男人就急忙直冲物理系的地下室,去看那台高声欢唱的机器。接下来的5天里,两个人闷在屋里,我们的发明家给气象学家讲解了机器的方方面面,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详细解释其逻辑电路,直到来访者彻底弄清楚。他通过穿孔卡片读入机运算方程,将电子化刷新存储鼓的秘密揭露给毛赫利看。克利夫·贝里演示了通过火来捕捉数字的电弧和火花穿孔卡片技术。这项技术发挥得不太好,所以有几天毛赫利、阿塔纳索夫和贝里在一起研究,试图让它更加精确。晚上,毛赫利钻研阿塔纳索夫和贝里给大学专利律师写的文档仅有的一份拷贝。在机器、逻辑和操作方面,衣阿华州立大学这帮人没有对毛赫利隐瞒一丝一毫。他们为自己是新的计算机器的创造者而自豪,希望与热心人分享他们的喜悦。


毛赫利迷恋上了目睹的东西,尽管对机器上捆捆绑绑的电线感到失望。令人惊奇的是,阿塔纳索夫能够在电子领域进行直接数学计算,而使用的不过是几块安装了标准电子元件的电路板。虽然无法完全理解,毛赫利不得不承认电子加法电路和使用二进制看起来很有灵感。然而,作为数学家,毛赫利对这台机器的二进制方面仍然莫名其妙。


另一方面,存储鼓则相对比较简单。它们以每秒一转的速度运行,因此远比电流频率每秒6万周慢。毛赫利认为这是一项缺陷。另外,低成本的存储器刷新方式因为简单越发显得英明卓越。


阿塔纳索夫喜欢说“靠一毛钱商店(出售价格五分钱、一毛钱等廉价商品的小商店——译者注)建造微分分析机”,这是一大启示。相比之下,摩尔学院的布什微分分析机花费超过50万元,可它并不如阿塔纳索夫的机器精确和快速。当然阿塔纳索夫的机器存在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主要因为它是专为解决偏微分方程而建造的,无法用来解决其他问题。但是这台自行车链条驱动的、用电子电路武装起来的、廉价的电容器存储设备的成本只有微分分析机的五百分之一。在毛赫利眼里,这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他看着它每分钟运行30次计算,一分钟又一分钟,直到鼓因摇晃和链条松弛而失去同步。


毛赫利的访问缩短了5天,因为他的妻子打电话来,告诉他已被邀请参加由国防部为摩尔学院的研究生举办的特别夏季电气工程计划,毛赫利欣然接受了这一机会。他一直盼望受雇于宾州大学,这次计划可能是一个进身之阶。他满脑子带着数学计算,横穿全国返回来。


随着爱国主义在全国盛行起来,阿塔纳索夫将注意力转向战争运动。留下克利夫·贝里继续改造首批的两个计算机实物模型,直到他回到这个项目。阿塔纳索夫确实给大学的专利律师写过几封信,试图提供受理所需要的文件,并鼓吹他预见的这一发明的商业潜力。可律师并不着急,毕竟他不理解这些文件的意义。他无法明白计算设备能有多大的前途,而且阿塔纳索夫在员工中的人缘并不特好,那里的数学教员对设备不感兴趣。


然而毛赫利一直兴奋不已,整个夏天他都在想在衣阿华的实验室里看到的东西。国防部夏季工程计划准确地达到他所希望的效果:摩尔学院雇他当秋季的讲师。所以这位雄心勃勃的人能够离开厄辛诺前往声誉更好的宾州大学。那年秋天(1941年),他开始与摩尔学院一个年轻聪明的研究生谈论他有关计算设备的想法,这个学生名叫小J·普雷斯用·艾克特。


艾克特是一个富有的房地产开发商的独子,他上过费城最好的私立学校,不知不觉迷上了电子。他的青少年是在一个带有工作台的车库度过的,制造了许多奇怪的电子设备。比如可以放进铅笔头上橡皮擦套里的石英收音机。在摩尔学院,1941年他以电气工程班名列前茅的成绩毕业。每年夏天,他都为本地区众多的公司做顾问工作。虽然他有点招人讨厌、没有礼貌,这都是些惹怒许多人的品性,但他的电子技术足以一俊遮百丑了。他的一生最终获得超过85项专利。


毛赫利是在参加夏季工程课时遇见艾克特的,当时小他12岁的艾克特是实验室的管理员。毛赫利立即将他引为知己。他们两个都极为关心电子和计算机器,经常谈论新的电路和想法直至深夜。当毛赫利受雇于宾州大学后,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呆在一起了。不久毛赫利就和这个年轻人谈论能否使用电子管作为微分分析机的关键。但他从没有提到他已经在那年早些时候在衣阿华确实看到描述过的那种计算设备,尽管尺寸要比两个人正在谈论那种宏伟机器要小。所以艾克特相信这些想法是毛赫利自己的。


他们不约而同想到成千上万的电子管,而不是省钱的电容或自行车齿轮。不过当时对于使用电子管还有一个疑点——它们不太可靠,会发热,然后不合时机地失效。但艾克特是个业余风琴手,曾经拆开过一架使用电子管的哈蒙德牌电子琴,结果发现其传奇般可靠性的秘密:里面的电子管从不以全力运行,从而使管子更加持久。艾克特觉得对于计算机器也能这样做。


有一点是肯定的,毛赫利确实有过一瞬间对于把阿塔纳索夫排斥在计划以外感到良心自责。在他1941年秋天开始在摩尔学院工作后不久,他给阿塔纳索夫发过一封正式的信,日期是9月30日。信的开始是些闲聊,提到他的新工作和微分分析机,然后就切入主题:



以您之见,有人反对我建造某种采用了您的机器的某些特性的计算机吗?当然,眼下我幸运的是有时间和材料,不仅进行探索性的试验来检验我的各种想法,而且有希望得到高速而价廉的机器,等等。


当然,最后是第二个问题,那就是如果您现在的设计打算面对所有挑战守住阵地,并且我让摩尔学院对制作那样的东西感兴趣,那么我们还有机会在这里建造一台“阿塔纳索夫计算器”(布什分析器)吗?



毛赫利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制作过同阿塔纳索夫—贝里计算机一样先进的东西,但他现在已经发现一位能干的工程师,能够帮助他自己也造一台。阿塔纳索夫是创造天才,他提出二进制数字方案,通过电子电路进行直接加减法的计划,以及使用电子存储器将数字馈送进计算机器中。庆幸的是毛赫利选择了它。


阿塔纳索夫一收到毛赫利的信就认识到危险之所在。10月7日,他虽然以友好的口气回信,但明确了对出示给毛赫利看的材料所加的限制。其中第二段写到:



我们的律师强调需要注意有关我们的设备信息的散发,直到提出专利申请。这一期限不应该要求太长,并且当然我对告诉您我的设备的事从不内疚,但目前我们确实应该限制向公众透露细节。事实上,这将使我不能向美国统计协会做邀请发言……



那个月晚些时候,阿塔纳索夫在从华盛顿到布里奇的途中路过费城,但他没有碰到毛赫利。1942年,珍珠港遭袭击后,每一个热血的美国工程师都尽自己所能为国家效力。年终,克利夫·贝里搬到洛杉矶。他在那儿参加了一项国防承包商——“强化工程”。当年夏天,阿塔纳索夫去华盛顿继续工作,在海军兵工实验室(Naval Ordnance Lab)一个高级保密部门研究引信和炸弹。他仍与毛赫利保持联系,但他们的发展道路看起来明显要伸向不同的方向了。


阿塔纳索夫离开衣阿华州后,他费尽心机才没有作废的专利申请竟然在律师的档案柜里丢了,而且一丢就是20多年。战时物品短缺要求拆掉两台阿塔纳索夫——贝里计算机样机,它们的零件被用于其他物理和电气工程项目。惟一无法拆散的元件内存鼓就存放在物理大楼一间靠近锅炉的房子里,里面满是灰尘。这一从未获得其他职员好感的项目被遗忘了。


当罗斯福总统1941年宣战时,军队的弹道实验室征用了摩尔学院的布什微分分析机来建立射击表。枪炮技术官们使用这些表来计算各种条件下武器的射程。从迫击炮到海军的16英寸口径大炮,每种武器的数字各不相同,而且要考虑到盛行的风向、地面的弹性、炮筒的仰射角以及炮弹的大小等因素。因为对军人来说,错误就意味着死亡,所以每一数据都必须反复检查。为了完成射击表必要的数字,他们还需要数百名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计算机”手工进行数学计算。这是当时受过教育的妇女比较好的工作之一,并且一般认为女性比男性更擅长做复杂的数学(大家也接受这一看法)——当然她们也更便宜。然而到1942年夏天,虽然花了6个月,项目还是落后了。战争波及的地形广阔而多变,迫使射击表要全部重新计算,计算一条弹道就要花费5天长的时间。微分分析机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做同样的工作,但存在一个始料未及的困难,机器只能精确到1%左右,这一误差是齿轮和转盘的物理限制造成的。如果炮弹射程为5英里,则意昧着误差250英尺——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更糟的是,一张包括3000到4000种弹道的射击表,要耗时1个月方能做出,即使是每天两班人轮换开机器(第三班负责维护以保障分析器运转)。形势令人绝望。


负责摩尔行动的人是美国陆军中尉赫尔曼·戈德斯汀,他拥有密执安大学的数学博士学位。1942年秋天,他一到任便立即发现情况一团糟。戈德斯汀的第一步行动是征用本地区能够找到的所有机械式计算机和加法机,然后又雇佣另外200名“人力计算机”。尽管如此,到1943年初,项目仍是越来越落后了。


那年3月的一个上午,戈德斯汀正在对积压的工作叫苦,正好被毛赫利从前的一个学生无意中听到了。这个学生告诉戈德斯汀他从前的一位教员有一套想法,使用电子来加速运算至少快1000倍。戈德斯汀当时恨不得见根稻草就抓,立即去寻找这位老师。就在那天上午,在摩尔工程学院一间狭窄的办公室里,戈德斯汀亲自聆听了毛赫利谈论他一直深信不疑的电子数字式计算机器。它是阿塔纳索夫和贝里的工作的电子管版本,但有一个重大区别:它不使用二进制数,因为毛赫利一直没有弄明白(艾克特也忽视了其重要性),电子管版需要数千只电子管,还产生大量的热量,比其前辈复杂得多,也占用更多的空间,不过戈德斯汀告诉他写一份书面报告。


毛赫利和艾克特花了几天写出一份有关机器的详细备忘录。毛赫利是一个空想家,除了两年前在摩尔学院那一夏天的课程外在电气工程方面没有更多的经验,而艾克特对电子设备具有第六感觉,他将想法变成实际建议。然而毛赫利仍有一大堆问题无法解释。所以几天后他未事先通知就出现在马里兰的一级保密实验室,阿塔纳索夫就被分配在那里。阿塔纳索夫的惊讶变成了自豪,因为毛赫利盘问他机器的难点所在。毛赫利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没有透露他正在研究的东西。以后几年间,还有许多类似的不期而至的会面。阿塔纳索夫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纳闷,但他的工作太忙无法探究为什么。总之,从那时起他一直被驱使着前进。


1943年4月9日,弹道研究实验室的高级官员同意了毛赫利—艾克特计划,称之为ENIAC,即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Electronic Numerical Integrator and Computer)的首字母缩写。那天,约翰·文森特·阿塔纳索夫正在海军兵工实验室南面150英里处工作。他的名字在毛赫利—艾克特计划中只字未提,几年后他才认识到不仅基本设计思想,而且每个加减法电路都是他和贝里工作的直接拷贝。多年以后,阿塔纳索夫获得了无数的专利——一生中超过100种——但他再也没有对计算机过多关心,部分是因为他对毛赫利的剽窃行为极端厌恶,同时也因为一旦计算机正式发明,它对他就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他最终被认定为计算机的真正发明人已经是1973年的事了。在一场划时代的法律裁决——霍尼韦尔诉斯佩里·兰德一案中,艾克特和毛赫利的专利被判决无效。阿塔纳索夫于1994年去世。


克利夫·贝里战后一直留在南加州,为多家航空承包商工作。阿塔纳索夫和贝里失去联系,所以贝里从不知道自己帮助创造的机器——他从前的同伴称之为ABC,即阿塔纳索夫—贝里计算机(Atanasoff - Berry Computer)——成为美国计算技术发展的直接原因。1963年,他自杀了,10年后的法律判决确立了他在计算技术历史上的地位。


随着ENIAC项目的实施,使用电子电路和电子管制造计算机器的英明思想记在了毛赫利的功劳簿上。制造能运转顺利的机器然后卖掉则是将来的事。


到1944年初,ENIAC的设计业已完成,开始建造机器了。它被定为绝密,由一群最好的年轻电气工程师来实施,这是完全由战争计划资助的昂贵项目。机器最终花费了40万美元,成功地证明了电子计算器的思想,尽管它迟至1945年才完成,对火炮表没有什么帮助。这台机器包含19000只电子管,重量超过30吨,占地面积1800平方英尺,耗电175千瓦。ENIAC每秒能执行约5000次计算——比今天一台普通的个人电脑慢1万多倍。它体形庞大,生热极多,并且一旦电子管损坏就永远崩溃。可它能够在大约20秒内执行人力计算机花两天才能完成的计算。虽然它从未真正帮助战争行动,但它启动了其他两个计算机计划,最终形成了一种工业的核心:一个集中在私人部分(服务于个人),另一个在公众部分(服务于大众)。


--  作者:CPU-CN
--  发布时间:2005/11/5 19:4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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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学术功绩和专利而争论,也可能因察觉到受轻视和怠慢而苦恼,宾夕法尼亚大学计算机的ENIAC组最初在新一轮的发明中解决了毛赫利—艾克特机最大的一些难题,但又陷入了一些新的危机。新设计的EDVAC(电子离散变量自动计算机Electronic Discrete Variable Automatic Computer)使用了二进制数,能够在内部存储临时数字,并可以由存储在机器指令中的程序来控制。存储程序的想法虽然在ENIAC小组中间无休止地争论,却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数学家约翰·冯·诺依曼的第一个智力产儿,他曾秘密地希望在ENIAC上运行“曼哈顿计划”(美国在1942年开始实施的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译者注)的方程。存储程序是今天所有软件编程的特征,这一思想不完全都是冯·诺依曼的,而是从当时许多理论思想家那里衍化来的。它解释和证明了怎样在程序运行时修改控制计算机的程序代码。在ENIAC上,机械师必须手工设置电路开关,然后从穿孔卡片存储器中运行数据。对不同的问题必须重新配置机器,在新的存储程序模式中,计算机将是被动而强大的电路框架。所有的配置和指令以及数据都来自穿孔卡片,当程序指令被读入机器的存储单元时,计算机将被配置以便解决程序正在处理的特定问题。这个自我引用系统考虑到了逻辑转移,开始的一组指令能够根据最初的结果完全指定不同的后续操作。这种“动态”编程在系统表述现代计算机程序中是关键性的一步。计算机不再是一台宿命的机器,现在它能够确定问题某一部分的答案,然后根据这一答案重新自我配置以解决下一个问题。这一近乎人脑的能力提醒了外行的新闻界把计算机称作“巨大的脑瓜”。


冯·诺依曼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名的数学家之一。出生于匈牙利的冯·诺依曼发展出一个数学分支——策略运筹学,这种理论采用数学方法分析利害双方冲突的方式,从而阐明在任何形势下最佳的行动路线。他对量子力学、统计学和数值分析也做出过重大贡献。1949年,他甚至写出表明计算机程序可以复制的第一篇论文,在半个世纪前就预测了计算机软件病毒的出现。


他在ENIAC小组的工作导致他提出用二进制数学作为未来版本的基础,并采用了英国数学家阿伦·图灵的一些理论思想。这些思想——称为“存储程序”的概念——导致一种能够用馈送进来的程序进行控制的计算机的出现,它不需要外部手段或穿孔卡片为每一操作配置。当它开始处理一件任务时,程序通过二进制数据把一系列指令编成代码然后存储进入计算机,数据也放在同一个程序中,并允许原始程序根据第一次计算的结果来修改。今天这一切已被视作理所当然,但对40年代的数学家和电气工程师来说则是匪夷所思。


不幸的是,冯·诺依曼惹恼了摩尔学院一大帮年轻的科学家。他名利心较重,朋友中不乏身居高位者。每次有表扬的时候,他似乎总是出现在领奖席的前排。后来,在他声称是一个“诚实”的错误中,EDVAC说明书的草稿几经辗转变成只有他的名字在上面。对他的不满日益滋长,特别是那两个原始“发明人”。


在毛赫利和艾克特两个人中,毛赫利是抛头露面的挂名负责人。他伶牙俐齿,说话漂亮,是个优秀的健谈家。也许他属于第一批出生于电子年代的人——他们对仪器设备的前景怀有美好的梦想,并且有把理想表达出来的口头技巧,即使其工程技巧值得怀疑。但是这些品质在宾州大学激烈的环境下对他也有不利之处。大多数人反而承认普雷斯珀·艾克特是一个超级电气工程师,因此应该得到专利,而毛赫利则从未受到同事的尊敬。


当毛赫利和艾克特宣布他们将申请专利时,所有潜在的不满都沸腾了。宾州大学要求两个人放弃一切权利要求。他们先是拒绝,后来又屈服了。可就在几天前,冯·诺依曼为全面改进的EDVAC机的设计申请了军队专利。艾克特和毛赫利非常愤怒,他们认为机器是他们的,虽然冯·诺依曼首先提出存储程序的概念并推广了二元逻辑——新机器中惟一真正的进步之处。


这个移民数学家申请专利还有另一个动机:希望计算机成为公有财产,他认为毛赫利和艾克特妄图拥有它是不正当的。1946年3月22日,艾克特和毛赫利在放弃权利后,又就电路和刷新存储技术申请一系列专利,这一举动在最初的ENIAC小组成员之间永久地酿成了恶意。之后不久,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名叫电子控制公司(Electronic Control Corporation),但很快又改名为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虽然现在他们有了一家企业,可依然缺乏商业感觉。


在公司开始的岁月,坏运气似乎紧缠着约翰·毛赫利不放。合伙人未能赢得任何重大的政府合同,因为毛赫利在30年代曾参加过一些左翼会议。在40年代后期狂热的“规避非美活动”(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指所谓违反美国利益的活动——译者注)时代,这使他在政府——尤其是国防当局中得不到信任,而国防部门不久即颁发一些非常大的计算合同。


到1946年夏天,毛赫利终于怒不可遏了。当IBM拒绝购买他们的专利时,为IBM工作的机遇也化为泡影。对毛赫利的忠诚调查问题还没解决。他们最有希望的样板工程——为国家标准局(NBS)进行统计分析的机会——被搁置。人口普查局也要求对艾克特—毛赫利机器进行评估(目前他们已经将他们的商业计算机器的零件打包,并用一个易记的缩写称呼它:UNIVAC,表示:通用自动计算机)。人口普查局计划用该机器制作1950年人口普查数字的表格。虽然1946年4月已经指定资金的用途,可合同直至几年后才签定。对毛赫利和艾克特来说,现金周转一直是个难题,他们严重资金不足又工作过度。他们要为NBS和人口普查局建造UNIVAC。这些都是经典的美国政府交易,意味着两个人在合同3年后最终签定前不会得到什么大的收入。UNIVAC定价为每台15万美元,开发成本将上涨到接近每台100万美元。事情更糟的是,诺思罗普公司给他们提供一个合同,开发一种机载导弹导航系统,用于秘密的称作“蛇鲨(Snark)”的制导导弹。诺思罗普已经建造了一台较小的二进制自动计算机,或称BINAC。BINAC的价格压低到总共才10万美元,其实建造它花了30万美元。实际上,公司承包建造的计算机正飞快地将自己逼向破产。


1946年9月的一个夜晚,毛赫利同妻子玛丽一起去岸边浪花里进行月光泳,他们是到新泽西州海边一个小镇度夏的。两个小时后,玛丽的尸体被冲上海滩。毛赫利声称他们在水中玩耍然后她就游走了。然而地方当局怀疑其中有诈。毛赫利从未被指控,法院的裁决是因意外事故或意外溺水死亡。


事故最终过去了,可留给毛赫利的是两个未成年儿童——一个11岁的男孩和一个7岁的女孩,正好处在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开张不久而经常一天要工作20个小时这一段艰难时期。他的父母接过抚养孩子的重担。


到了1948年,财政仍然处于窘境中,艾克特和毛赫利只好求助于艾克特的家庭,让他们掏钱维持公司运营;又雇了一群年轻热情大学刚毕业的工程师来帮忙,但还是没有收入。到现在为止,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是美国惟一一家有供应计算机器合同的公司,但它在所有交易上都是严重低价中标的。例如,万全保险公司这家巨型保险公司和IBM长期的大主顾,希望与这个年轻的公司签定合同,因为它必须遵守对保险统计表的计算要求大为增强的新的政府法规,而任何商业计算机都没有这个能力。另一家客户,A.C.尼尔森公司,将自身定位为新兴的电视广告年代主要的独立市场研究公司,需要计算机来进行复杂的人口统计研究。


这下艾克特—毛赫利有活儿干了,他们急需现金来支付工程师的工资,以便建造所有的机器。两个人出去找钱——当时还没有风险投资。但未能从银行家那里获得贷款,他们不愿意为无名的计算机企业提供资金。要支付40个人的工资,还有数不清的合同,艾克特和毛赫利必须搞到50万美元才能完成机器。


到1948年夏季,BINAC已经到期了,他们才找到第一个赞助人——美国赌金计算机公司(American Totalisator)的亨利·斯特劳斯,这家公司使用斯特劳斯1925年发明的加法机来进行美国赛马的派利分成法赌博(赛马中扣除手续费和所得税后赢家分配全部赌金的方法——译者注)。


斯特劳斯认识到需要一台能够跟踪赌博的机器,它要能够在赛马开跑前显示出最新赔率。美国赌金计算机公司在整个40年代基本上垄断了赌金结算揭示牌。从加法器到能够每秒进行数百次计算的计算机再到更好的电子赌金结算机并不是很大的飞跃。1947年,斯特劳斯从商业小道消息听到,一个所谓的竞争对手曾与艾克特和毛赫利谈过建造计算机的事。他与这二人接洽,当他们提到需要钱的时候,他决定更好的办法是自己吸取技术。他说服半信半疑的公司老板冒一把险投资。


交易于1948年夏季签定。美国赌金计算机公司将最终拥有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的40%,交换条件是在两年内支付大约50万美元。这笔现金使羽翼未丰的计算机公司有了喘息的余地,特别是因为斯特劳斯让他们放手行事并不多加干涉。到1949年,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有了134名雇员和另一幢更大的办公楼。不过公司在工程和制造上仍有重大问题。BINAC项目远远落后于计划,而庞大的UNIVAC项目变得更加奢望和费钱,因此也未能完工。


当亨利·斯特劳斯1949年10月死于一场私人飞机失事时,几天内美国赌金计算机公司就退出了投资协议。毛赫利和艾克特转而向IBM、国家现金自动记录器公司和雷明顿·兰德公司求助。可牢牢控制着IBM的观念狭隘的老托马斯·沃森拒绝会见他们,他不相信计算机。


毛赫利本人也有一大堆问题:可疑的专利,妻子死得不明不白,由赛马和赌博资金支撑的公司,而且现在面临破产。老沃森可不愿意与这种人打交道。


与此相反,雷明顿·兰德公司却没有这些不安,总裁詹姆斯·H·兰德像是毛赫利和艾克特的天使一般走来。作为第一批打字机制造商的雷明顿·兰德公司在办公设备市场有着悠久而有趣的历史。40年代时,公司由兰德经营,他将成为计算机时代第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兰德是一个机会主义者,有点发明才能,经营办公机器并对管理信息有着浓厚兴趣。从30年代开始,通过将几十家小办公设备企业拼凑成一个纵向整合的办公设备公司,他创建出一个生产包括从电动剃须刀到档案系统的大型工业集团。兰德是一个幻想家,他清楚怎样建立计算机业务,尽管发明者们自己还不清楚怎样做。他改进了产品工程技术从商业角度考虑计算机,在电视上进行宣传,然后从中牟利。总之,他将艾克特和毛赫利曾试图使计算机走向商业化所进行的零碎工作整顿一新。1950年,兰德使公司摆脱了破产局面,雷明顿·兰德公司不断成长壮大,并最终与斯佩里陀螺仪公司(Sperry Gyroscope)合并成为斯佩里·兰德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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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5/11/5 19:5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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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兰德是第一个建造出成功的商用计算机的商人,名为通用自动计算机(UNIVAC)的计算机使斯佩里·兰德在大众心目中成了计算机的同义词。按说它应该已经统治了计算世界,但结果并不像兰德设想的那样,虽然这时他抓住机会在他最大的对手IBM之前勇敢地投身计算机世界。


兰德在整个三四十年代一直与IBM争夺办公设备市场,他也一直认真观注着新兴的计算机产业的发展。他期待着。次能够跳跃式开始新行当的兼并。已经以自己的名字注册了100多个专利的兰德通过在1950年2月1日收购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获得立足点。价格为:支付美国赌金计算机公司43.7万美元,付给毛赫利和艾克特每年18000美元雇用承包费,以及保证每年不低于5000美元的专利使用费直至专利失效为止。


兰德对这种兼并很熟悉,他已经通过收购不景气的公司,将它们并入自己的公司,然后营销它们的产品,从而创立了电子时代的第一批集团公司。1948年,在一篇《福布斯》传略“成功人士”中,详述了雷明顿·兰德制造了“超过1000种产品,包括每一种办公用保存记录和制造记录的设备、发射管以及摄影机器。公司生产所有自己的塑料和橡胶产品,然后将它们卖给他人。它生产小马力电动机并且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剃须刀生产商”。


兰德是个康涅狄格州的北方佬,父亲是一家生产银行总帐簿的小制造公司(兰德总帐公司)的业主。大学毕业后,兰德为多家办公设备制造商当推销员。几年后,他又回到家族生意上。他发明了一套制作并保存记录的系统,名为Kardex。在所有数据都是电子数据以前的年代,这就相当于计算机的数据库了,不过是在卡片上。他与父亲共同申请Kardex的专利。但他认为老人宣传不力,所以他就为自已做生意了,与父亲竞争。


几年后,他的公司——American Kardex,公开上市而且非常成功。他及时地利用飞涨的公司股票开始建立自己的集团。最后,他以300万美元买下父亲的全部产权,这是今后几十次兼并的牛刀初试。兰德开始梦想把大量小制造商合并成一个大组织,它能够如他形容自己的企业那样提供用于“服务商业的商业”的一切东西。受到20年代中期市场形势的鼓舞,1927年,他收购了打字机(Reminton)、制表机(Powers Tabulating)、加法器(Dalton Adding Machine Co.)、活页夹(Kalamazoo Loose – Leaf Binder Co.),甚至还有办公柜(Safe Cabinet Co.)等多家公司。


与许多公司不同,在1929年的市场崩溃中,他依然有偿付能力。尽管他错失了30年代美国企业中两次最重要的商业潮流:电子穿孔卡片制表机业务的成长和办公设备租赁业的来临。雷明顿·兰德公司长期销售打字机和机械式加法器,它使用齿轮和凸轮在穿孔卡片上戳出洞,而不是像IBM那样使用电触点。雷明顿·兰德试图分散经营制表机的权力,但它无法打破IBM的垄断。


然而,雷明顿·兰德还是很强大的,因些20年代末它与IBM议定了一桩非竞争交易,其中规定兰德同意不插手电子制表机业务,而IBM则同意不涉足机械式制表机业务。但是这项协议引起司法部反托拉斯官员的注意,结果到30年代中期两家公司又回到全面竞争的局面,然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插进来了。


随着经济的急速发展,IBM的电子制表机与基于电子管的计算和存储电路相联结,远远走到雷明顿·兰德继续销售的机械式机器的前面。战争年代在电子学方面取得的进步为IBM提供了一批骨干,这些年轻而胸怀大志的电气工程师开始重写办公计算器的标准。到40年代末,雷明顿·兰德输掉了与IBM的战争。1949年,雷明顿·兰德的年收入超过1.48亿美元,可净赚还不到7%。与此同时,电子制表机却提供了办公市场最好的利润率,雷明顿·兰德远远落在IBM的后面。因为没有竞争,IBM的利润率升上去了,而公司又把越来越多的钱投入研究开发——1951年时为760万美元。这就使任何其他人要想发起真正的挑战变得更加困难。IBM股票的价值从1917年起上涨了令人吃惊的14780%,使它占据高涨的技术股票的第一位并成了投资者眼中的宠儿。雷明顿·兰德公司并不在此列,同期它的增长只有相当少的300%。


有鉴于此,兰德将他经验丰富的企业家的眼光转向计算机——这个有希望成为平等的竞争场。也许他认为雷明顿·兰德可以在IBM的垄断将他关在门外之前获得吸引力。在许多方面,兰德的公司既是旧时代的写照又是第一批伟大的信息时代公司之一。虽然深深信奉前半个世纪的主要原则,兰德也是个信息时代的发明家——他的大多数专利都是用来应付信息组织和存储的变化,比如用于Kardex“可视文档系统”的那些专利。Notecards和存储系统——当时商业世界的操作系统——是他的强项。同样作为发明家,他乐意骄纵、支持以及隔离他的有创造性的工程师们,战后他的研究主任是莱斯利·葛洛夫斯将军,此人曾管理“曼哈顿计划”。葛洛夫斯是个计算学的热心学生,当1945年第一台大型计算机ENIAC被用于解决研究第一颗原子弹中的关键方程时,他开始对它熟悉了。当他和兰德听说艾克特—毛赫利需要财政支持时,他们立即行动起来。


兰德一接管艾克特—毛赫利公司,就同葛洛夫斯将军投入资金研究技术,并重新商谈所有的商业合同。资金的运用必须有利可图,对客户也要有意义。在50年代早期还没有其他人为商业目的制造计算机——虽然已有几种大功率的科学机器开始发售。Burroughs,Underwood,NCR甚至IBM都在大谈什么建造自己的“电子大脑”,但实际上没有一个能走出实验室。


雷明顿·兰德公司和它的UNIVAC最终是在1952年一场宣传奇迹后出名的,它来源于雷明顿·兰德公司和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间的一桩物物交易。CBS网需要数百台制表机和计算器在1952年选举之夜使用。CBS认为让数十名职员在背景上对制表机穿孔拉带,将会为新闻广播添加高技术可信性的光环,这将是投票选举分析退场的前夜,而CBS——美国卓越的电视新闻企业——希望领先一步。


詹姆斯·兰德同意了,但有一个条件。他将向CBS提供计算机,但CBS网必须至少展示一次雷明顿·兰德的新UNIVAC计算机并通过电波报告其预测结果。CBS网也同意了。这将会把兰德计算机介绍进美国的每一间起居室,而IBM甚至还没有这样想过呢。选举之夜,CBS的政治学究们预测民主党的阿德莱·史蒂文森与共和党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之间将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竞赛。然后到了收听UNIVAC预测的时候了。但就在这时,电视直播现场出问题了。现场的人是普雷斯珀·艾克特,他拒绝进行广播。因为似乎UNIVAC预测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它预测艾森豪威尔将以压倒优势大胜史蒂文森,其公众选票领先几乎20%!艾克特难以置信,他害怕将成为国人的笑柄。便尽可能拒绝广播。最后,雷明顿·兰德的高级研究主任吩咐:既然计算机程序这样古怪,它应该与CBS专家的意见一致。于是艾克特编造了数字。


到午夜时,CBS宣布艾森豪威尔获胜,但将差额降为几个百分点。一个小时后,更多选区的结果陆续出来,证明艾森豪威尔确实以压倒优势获胜。主持人查尔斯·科林斯沃斯稍后在广播中承认:计算机已经在几小时前预测了这一结果,可无人相信。科林斯沃斯介绍了艾克特,他同意计算机永远是正确的。


最终的胜利差额:20%——与UNIVAC几小时前预测的完全一样。


新闻播出后,计算机战无不胜、无所不知和神秘莫测的能力达到神话般的境地。UNIVAC立即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


UNIVAC在选举之夜创造了奇迹也创造了它本身,小汤姆·沃森与全国其他人一起观看了电视,但与父亲不同,他认为计算机可能会成就一番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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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蓝色巨人
大型计算机





在大型计算机成熟前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成了一个公司职员的国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农场工人加速向大城市移民。洞穴似的房间里摆满了一排排办公桌和制表机,战争英雄们和他们的新娘被雇来把纸推来推去,计算工资和帐单。数据意味着穿孔卡片,而数据处理就是把卡片塞进机械式或电子式制表机。在这历史上发展最快的经济中,保险公司、杂志出版社和市场研究公司都在建立全国范围的客户名单,穿孔卡片摞成了海洋。


于是突然间,只过了几年工夫,大多数美国人能买得起汽车、电话和电视了。这是“组织人”的时代,市郊的房子也买得起了,失业问题成了不可能的事。大多数公司为最好和最聪明而竞争,工资飞涨,个人很少有动机做自己的创造发明。


正是在这段满足时期,对世纪后期最有影响力的产品——大型计算机——诞生了。40年代末,发展强大的计算设备的技术基础已经具备。技术人员、工程师和科学家都抓住了电子计算的革命性本质——速度、精确性、优美和潜在的应用范围。雷明顿·兰德已经进行了可靠的尝试,并制造了面向商业的机器,另外至少有十几个小工程项目正在进行中,以便为不同的政府机构制作原始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的变种。所缺少的只是最新工程技术与主流商业的核心之间的桥梁。



战后美国大地上确有一家公司,它理解商业机器的本质,并具备让它获得成功的必要的营销技术,它就是IBM。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中,它的制表机比任何公司的都更能盈利。但在一个70岁的专制老人的领导下,虽然他是美国式成功的偶像,IBM却成了一个沉缅于往事不能自拔的公司。过度依赖穿孔卡片成了它的包袱,它陷入维持当前的销售与向前发展的需要之间的矛盾。尽管有这些遗产(也许幸亏有这些遗产),它最终前进了,并且把世界带进信息时代。一个彻头彻尾的浪子,义无返顾地拿公司命运押在无人尝试也未经测试过的计算机上。1952年,当小托马斯·沃森接任总裁时,IBM已经是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公司了,他要把它变成世界上最著名、最盈利的计算机公司。


可能还从没有比小托马斯·J·沃森更好的技术和商业领袖。他的父亲使IBM成为美国二三十年代最强大的公司之一。作为老沃森40岁时得的长子,他在一个富裕和特权的环境长大,却是个差等生、混人、“注定的失败者”——普林斯顿大学的一个院长在拒绝他入学时这样称呼他。靠父亲的帮助,他才进入布朗大学,好容易才毕业。这个花花公子酷爱靓女、快车和“鹳鸟俱乐部”,是纽约和好莱坞俱乐部的常客,明年代末女演员的初次登台总少不了他的捧场。既无野心又无自尊心的牵累,他于1939年在老爹的公司谋了个差事,负责一块销售区域。在那儿,他每年的第一天完成自己的年度定额,剩下的364天都花在饮酒、派对上了。


小沃森有一样兴趣是他的父亲无法影响也很不喜欢的:开飞机。老头子害怕飞行,拒绝乘飞机旅行。而他那个每月零花钱比一般家庭收入还多的儿子偏偏喜欢天空。40年代初,美国准备参战,小沃森不甘落伍,但因为视力太差,没有资格参加新建的美国空军。他到战争中飞行的决心甚坚,所以加入了国民警卫队。当美国在1941年末卷入战团时,尽管视力很差,他还是应征入伍了。


赴海外前夕,他与一直约会的女孩结婚了,新娘芳名奥莉芙·考利,是约翰·罗伯特·鲍威斯公司的模特儿。从少女时她就是肯尼迪圈子里的常客,并且是琼·肯尼迪——未来总统的妹妹——的密友。战争结束前,他们五个孩子中的老大出世了,他被按排行取名为托马斯·沃森三世。


战争一夜间把年轻人变得明智老成多了。沃森也不例外。他原打算飞越欧洲,但他强大的父亲再一次干预了。他被重新任命空中“司机”,负责将要人和将军空运到不同的战场。有一次任务是把福莱特·布拉德利少将送到莫斯科,少将的使命是安排把一批美制P-39战斗机送到被围困的苏军手上,当时纳粹已占领了莫斯科的外围。生平第一次,轻浮而幼稚的沃森被授予飞行组领头的真正权力。这不是父亲强加给他的职责,是他自己赢来的。少将布拉德利几个月同沃森的接近,开始欣赏起这个小伙子,同时,沃森也第一次有了自信。


战争结束后,当他于1946年1月1日回到IBM时,小汤姆·沃森已今非昔比了,准备好了在他父亲已建立的事业中占有一席之地。战争使他成熟了、长大了。他父亲72岁,他才32岁,被授予执行副总裁助理的头衔,工作是协助查尔斯·科克。科克是个41岁的粗鲁的推销员,依靠努力工作和才干爬到公司的顶层。两人从一开始就磕磕碰碰。科克应该将年轻的沃森培养成总裁,但这对他来说是个永不赢的牌局:他做的越好,就越快出局,不久这位法定继承人就去找父亲说,要他就不能要科克,他俩不能同时在公司工作。


回头来看,把这样一个经济成功的有清白无瑕记录的大公司竟然交给小汤姆·沃森这样一个毫无经验的年轻人,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但老沃森的话就是圣旨,他的权力几乎是绝对的。从销售员方阵唱给他的赞歌,到挑选出的专对他的每一项决定拍马屁的委员会,IBM就是他的私人领地。他是美国报酬最高的总裁,并持续了多年(从他30年代初达到这一工资水平起,“一天1000美元”的沃森成了新闻界竞相报道的目标)。


老沃森从未拥有超过5%的公司股票——尽管这已足够他和他的家庭极为富裕。这些股本在40年代末价值约2500万美元——公司已发行270万股,每股价格在200美元左右。他能够独裁的关键是,他带来了股票价值的增长。到1947年,IBM的岁收达到1.44亿美元,盈利为2400万美元——回报率超过17%。这意味着1918年投资股票的1000美元到1947年价值为14.8万美元。相比之下,它在办公设备方面的主要竞争对手雷明顿·兰德公司,同一年的入帐也差不多达到1.43亿美元,可净收入只有微不足道的800万美元,其回报率不到6%。因此IBM的股东们没有什么好报怨的。所以如果老沃森要提拔大儿子华尔街是不会干涉的。


所以当小沃森要求科克离开时,老人默许了,但在此之前先把两人送到欧洲进行销售旅行。路上,两人间的敌对情绪升到白热化。在一块呆了几星期后,两人开始互相厌恶。科克是个粗人,他属于那种讲猥亵笑话、没什么架子的推销员。而小沃森是一个体面的年轻人,有着上流阶层的风度。他们没有一点相似之处。有一天在法国南部时,俩人差点打了起来,33岁的沃森好容易才控制住自己没有对42岁的科克飨以老拳。原因其实很简单:沃森的妻子想花半天开车出去看一位世交。对科克来说,这是最后一击,是表明这个富有的男孩和他一家是多么傲慢的又一个例证。当晚,查尔斯·科克犯了严重的心脏病,撒手人寰,几乎是那天早些时候争吵的必然结果。


这就为小沃森打开了道路。但他的父亲还不太愿意把全部事业都交给他,所以他当了好几年的执行副总裁,他老爹的一个老友任名义上的总裁,不过最后谁来掌管是确定无疑的。惟一可能的对手是弟弟亚瑟·K·沃森。老人为他成立了一个独立但平等的公司,管海外销售,名字叫IBM泛球公司(IBM Worldwide)。在那儿,他安排亚瑟当总裁,并努力活动帮助二儿子取得成功。小沃森对弟弟极为妒忌,因此就亚瑟的位置与老沃森大吵了好几年。直到1952年,继承权问题才最终解决。小汤姆·沃森被任命为总裁,他父亲成为董事长,亚瑟将IBM泛球公司变成一个业务上重要但永不会引起争议的分支机构。


从接掌公司大权开始,小汤姆·沃森已经开始将IBM从穿孔卡片公司向计算机业务转变。尽管他并没有商业或金融上的敏锐能够意识到战后年代正在汇聚的力量,可他还是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尽管犯了许多错误。


可是他的父亲——穿孔卡片之王,依然挡着他的路,并且他有一大帮对于已有的成功心满意足的推销员的支持。他们每年很轻松地完成年度定量,不希望任何人来捣乱。科克死后不久,小汤姆就认识到如果自己要在IBM有所建树,就必须在新领域行事,或者采用一项新技术,以便向世人和老爹证明他是自己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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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机遇就是计算机,它使IBM原先业务的全部基础——穿孔卡片显得过时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IBM进入计算机领域为时已晚,可它逐渐占据统治地位靠的却是穿孔卡片推销员以及它所遵循的长期成功的业务模型。


IBM的基础是建立在穿孔卡片的重新发明上。穿孔卡片最早是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开发的,用来控制织布机。一位美国发明家赫尔曼·霍勒瑞斯设计了一种方式,使用带有穿孔的长方形卡片来表示数字。通过将这些卡片与一台机械式的制表机相连,便能够对一叠这种卡片进行加或减(因此也可以乘或除)。新的制表机于1890年首次被美国人口普查局投入使用。这种机器构成了霍勒瑞斯的公司——计算制表记录公司(C-T-R)——的基础。但是,霍勒瑞斯更擅长发明而不长于做生意,所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的公司已濒临破产。


他的救星是老汤姆·沃森——当时是国家现金自动记录器公司(NCR)的高级销售员。NCR以“现金公司”而广为人知,一般都认为它是第一家实现销售现代化的公司。在“现金公司”里,销售员按地区销售,超出的定额将会获得奖金。这种机制非常成功,以至于NCR公司垄断了现金自动记录器的销售——直至它与政府的反托拉斯官员发生冲突。在20世纪初,老沃森被卷入一起将二手现金自动记录器销售商排除到商业圈之外的阴谋。他们一直通过重新出售使用过的机器而利用“现金公司”设备。到世纪之交,在大多数大城市里二手现金自动记录器已经有了可观的市场。许多公司购买较老的型号,然后再转手出售。这就对“现金公司”施加了压力,迫使它降低价格。作为还击,在NCR的资助下,老汤姆·沃森开始秘密购买然后出售二手机器。他总是进入一个城市先哄抬二手设备的价格,然后将其他转售商挤出市场。NCR用这种方式控制了新旧设备的市场,使自己能够不受干扰地制定价格。当政府针对“现金公司”制定出反托拉斯法时,沃森被判有罪,但他拒绝认罪。虽然被判监禁一年,但他从未服刑,因为判决因技术原因被推翻。政府与所有其他被告和解,但老沃森拒绝承认有任何不正当行为,并要求重新审理。尽管政府从未打算重审沃森,因此他的余生一直对司法部耿耿于怀。


沃森觉得他被NCR当了替罪羊,所以当C-T-R的董事会开始寻找新的总裁时,他抓住这个机会离开了NCR。从他在C-T-R任职开始,老沃森就按照NCR的模式,创建了一个面向销售的公司,但他在公司的运作方式上做了重大的改变。公司重新起名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今后也不再出售制表机,他将保留所有权,而出租机器,这就要求更多建立客户友好关系和加强对机器的技术支持。老沃森意识到,所有这些售后服务将会强化销售关系。他向销售人员反复强调,IBM成功的关键因素就是了解顾客的需要,然后卖给他们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的设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一方面雇用了骨干服务人员,维护设备运转,另一方面让大批销售工程师对穿孔卡片和制表机进行配置,以便解决顾客的特殊问题。这种服务是IBM成功的核心。


然而倒40年代结束时,IBM收入的1/3以上仍来自穿孔卡片系统。从30年代开始,公司就几乎放弃了手工机械式穿孔卡片制表机,转而支持一种已取得专利的电子卡片系统。该系统使用穿孔卡片两面的触点在卡片上有孔的地方产生电流尖峰信号。


通过牢固地控制专利以及建立电子方面的专门技能,IBM飞快地成长并准备好迎接下一阶段的电子革命:电动打字机和电子计算器。这些业务在二战时一直在发展,但小沃森希望发现电子学新的、更重要的应用。他开始把制表机推销员们以及他们要维持现状的倾向看作是自己的负担。这种态度在1949年更加强烈。当时他要求公司的一些高级推销员去调查磁带的市场前景如何。(时代·生活)杂志——IBM穿孔卡片的长期客户——的一个老朋友曾经提醒他说,他的公司正在认真考虑将订阅管理转为使用新的UNIVAC机器来管理。当时,处理一个订户就需要三张卡片,而《时代》杂志每周的发行量达数百万份,所以公司简直被淹没在穿孔卡片中。沃森从大都市人寿保险公司也听到类似的消息,他们专门用了三层楼存放这些卡片。据报道,一条磁带上能够存储数千条记录。那里的职员们都在纳问,IBM什么时候才能有同样的机器?


磁带是来自纳粹德国战时的发明。他们的宣传机器需要为希特勒找到能够预先记录演讲的方法,解决方案是一种以磁带为后衬的带子,上面涂上磁性的氧化铁颗粒,声音被传送到“磁头”上,它将声波转化成磁的脉动,然后记在磁带上面。放音过程包括从磁带上拾取脉动,然后将脉动转化成声波。在这项技术传到美国不久,工程师就开始考虑用它来存储数据,一串数字位可以用记录在磁带上的一些“喀哒”声来表示,然后通过回放再现并重新恢复成电子脉冲。


在小沃森进行调查3个月后,他的销售员们简单地告诉他,穿孔卡片制表机永远不会被新计算机所代替。原因吗?使用穿孔卡片,商人们能够看到并摸到它的数据,而使用磁带的话,数字是看不见的,没有人会把生意托付给一个看不见的媒介。调研结束了。


小沃森首次看到ENIAC是在1946年初。当时,他和查尔斯·科克到费城旅行。在那里,他们被两个希望从中获利的人领着旅游——约翰·毛赫利和普雷斯珀·艾克特。小沃森承认,“我弄不懂我所看到的东西”。他和科克回到IBM总部,对这一成就并不看重,不关心它对他们核心业务的影响。他们同时也瞧不起毛赫利和艾克特打算申请专利和IBM一争短长的企图。


一年后,老沃森第一次听说美国人口普查局与UNIVAC的合同,经理们勃然大怒。人口普查局一直是IBM的天下,美国人口普查一直是使用穿孔卡片来进行的。老沃森想知道IBM怎么会输给一帮一点商业才干都没有的书呆子和补锅匠们。


并不是IBM轻视或忽视电子计算。事实上,它是被在这一领域惟一的一次经历吓怕了。公司曾经在战前资助过一项更引人注目的项目——哈佛的Mark 1——却从未受到公众的任何尝识。IBM还在哥伦比亚建造了一台巨大的机器,名叫SSEC(选择性序列电子计算器)。这台机器长120英尺,由12000只电子管和21400个机械式继电器构成。它使用编程方式,从而比ENIAC更加灵活。从本质上说,它是电机式的,依靠继电器,并且比第一台大型计算机慢了许多。这台庞大的设备被安装在曼哈顿57号大街IBM的展览室里,并配备了几十个拔号盘、开关、仪表和闪烁的霓红灯。它是由建造了公司几代加法机和制表机的同一支发明队伍设计的。在它没完工之前,看上去像个恐龙,令人过目难忘。


现在,老沃森把这批工程师召集起来,要求他们创建一台可以与UNIVAC匹敌的机器。几个星期后,他们带回的建议让准备进行展示会的经理们大吃一惊,研究小组同时采用穿孔卡片数据存储器和磁带存储,创造了一台电子计算机。价格呢?75万美元。相比之上,当时公司最昂贵的制表机只花了2万美元就造成了。老沃森否决了这项提议。谁能够一个月花得起15000美元去租一台机器呢?IBM幸运的是,小汤姆并未放弃计算机。


大约在这段时间,沃森和他的父亲偶然走进纽约恩迪科特周围的一家实验室,看到一台小的测试计算机,它使用电子管进行乘法和加法运算。在小沃森的催促下,公司把这台机器开发成可以销售的产品,名叫603电子乘法机。虽然它受到使用穿孔卡片进行输入输出的拖累,可它确实是使用电子进行数学计算。为了改进它,年轻的沃森在波基普西的乡下别墅建立了一个新实验室。那儿离思迪科特足够远,可以避开老的工程卫道士们惑人的影响,可又离纽约市足够近,使他能够花时间与新的小组在一起。当他们于1948年推出增强版的电子乘法机时(名叫604),在18个月内以每月1000美元的价格租出了300台。小沃森确信现在是对电子大动干戈的时候了。


令人沮丧的是,他对父亲仍然无法取得进展。于是最终在1950年,小沃森采取行动了。他任命一位新的的工程副总裁,并且在随后几年里发起了一轮招兵买马高潮,将IBM的电子工程队伍从500人扩大到4000人。他们大多数都是电子工程师——这出乎大多数守旧派的意料,他们无法理解公司在穿孔卡片制表机卖得比以往更好的时候,偏去赶这场电子时髦。可小沃森坚定不移。


然而公司不缺人手,缺少的是能够全力以赴地建造大型计算机的项目。这个机遇随着朝鲜战争降临了。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市,一项由政府资助的名为“旋风”的计划正在实施。它包括一台最初作为飞行模拟器建造的交互式实时巨型计算机。在俄国人于1949年试验了原子弹之后,这台机器被征用,并加以改造,成为庞大的防空系统的核心。这项计划与雷达系统和沿着北部国境部署的一串空军基地相结合,被视为国家安全的枢纽。同过去一样,IBM再次为政府效力。当项目公开招标时——政府打算在全国六处地点各建造两台巨大的专门计算机,作为后备——IBM根据直接成本为自己的产品定价。作为一个前战斗机飞行员,小沃森处在有利位置,所以IBM尽管在计算机方面没有经验,依然得到了这张合同。最终,这一项目带来了将近5亿美元的销售额,并在计算机制造方面提供了无法估价的早期经验。这些经验后来帮助IBM将所有的竞争者远远甩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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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时间:2005/11/6 18:3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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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沃森知道这是他一直祈盼的机会。他不仅可以按照“旋风”计划小组设计的规格来建造防空计算机,而且可以借此私下里另外安排一批IBM顶级电气工程师研究公司自己的大型计算机,这些计算机今后有可能卖给其他政府机构或商业客户。他将野心掩盖在关心国家安全的假象之下,不打算让父亲知道他正在建造全功能的计算机,所以将其称作“防务计算器”。(“计算机”一词一直到老沃森死后才在IBM使用)


IBM从未制造过这样陌生的东西,公司里没有人很了解磁带、存储器、二进制电路或者其他计算中的关键问题。这台机器估计要花费300万美元,比两年前IBM全部的研究发展预算还要昂贵。IBM的声誉再次使它成功,虽然雷明顿·兰德与几个单位签定了UNIVAC的合同,可IBM的联邦政府推销员们能够在几个月内获得半打公司定单。


他们一开始就以全速前进,疯狂的雇用行动持续不停。波基普西成了人力资源的集中地,IBM从未看到过这种景象。因为只有最年轻的工程师才懂得电子和计算机,所以这里基本上成了新一代的天下。小沃森在这里每次要呆好几天。不久他便相信,他和公司正在做的事情重要性丝毫不亚于莱特兄弟建造飞机,他们觉得他们正处于一个壮观的新世纪的边缘。


为这种业务扩展花钱也是一项新体验,对老沃森尤其如此。他从未借过太多的钱,他不相信负债经营,可到了1950年,IBM的长期负债达到8500万美元,不过对一个拥有1500万美元现金和当前资产值接近7000万美元的公司来说,当然微不足道。但是,为雇用人员和开发防务计算器提供资金需要一大笔钱。与父亲不同,小沃森没有被花这么多钱所吓倒,他最亲密的伙伴是艾尔·威廉姆斯,一个出色的总财务长。由老沃森精心挑选出的威廉姆斯在这次公司扩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说服老人大把花钱然后再借钱是一种谨慎的财政行为。到1955年,公司的负债上升到2.55亿美元。同期,收入增长超过3倍,从2.15亿达到7.34亿。IBM在一个全新的领域做了巨大的投资。


重新命名为701型号的防务计算器最终在1952年末走下装配线。它是专为科学计算而设计的,其功绩有限,只有十几台卖给了一些军事机构。然而这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它的后继者,一个同样巨大的机器702号已经动工,它是专为商业计算而设计的。这台月租金为16000美元的机器——在当时是空前的昂贵——同为“旋风”计划而建造的防空计算机一道最终为IBM提供了领先于雷明顿·兰德的技能。但是在公众心目中,UNIVAC依然是计算的同义词。这使沃森父子俩都感到如骨鲠在喉。


好在当时买计算机的并不是这些公众,而是一些大企业,他们对IBM的销售方式要比对雷明顿·兰德的更为满意。毕竟兰德公司只是一个以生产电动剃须刀而闻名的公司,而IBM的销售队伍将服务与销售工程结合起来,保证了IBM的设备能够解决商业问题。在另一方面,雷明顿·兰德的销售队伍是通过因循守旧的制表机和加法机推销员来出售大量设备,他们对年轻的计算机天才们一直心怀不满。


实践证明,强调顾客的重要性对这一代生意人来说是必须的,顾客开始相信需要买计算机,但对如何使用却没有自信。他们确信IBM会让面向商业的销售和支持人员帮助他们解决一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世界正在向计算机时代发展,销售穿孔卡片形成的传统却成了IBM一个主要竞争优势。


公司的衰落是因为某些非常有影响力和权力的人物已紧紧盯上了穿孔卡片的垄断。杜鲁门政府的司法部是由首席检查官托马斯·克拉克领导的,他已经通过在1951年打破Alcoa在铝市场上的一统天下而显示出政治威力。激进主义的杜鲁门白宫控制了钢铁工业,从而制止了一场酝酿中的罢工,并且对各行各业进行了袭击。首席检查官克拉克对AT&T、联合鞋业公司,最后是IBM发起了反托拉斯调查。


50年代初,对IBM的调查集中在穿孔卡片业务上。IBM拥有市场份额的90%还多,很明显IBM没有足够的竞争对手,司法部开始调查,希望找出原因,并试图改变这一局势。


老沃森表现得完全像另一个人。他在报纸上登出整版广告,宣称公司愿意全力合作,因为他相信自由企业并且没有隐瞒任何东西,但在内心深处恨得牙根发痒。他又回想起从前同反托拉斯官员的斗争来了。在调查过程中,IBM移交了数千本文件,克拉瓦特·斯万和莫尔事务所(IBM的法律事务所)有好几年什么事都不干,专门应付司法部的审前盘问和调查。政府决心要找到点儿什么,他们做得太过分了,竟然派侦察员伪装成反间谍特务去仔细翻阅公司的国外销售记录。


最后,在1952年1月21日,杜鲁门当局提起诉讼。随着调查的旷日持久,老沃森拒绝和解,声称这等于承认有罪。与此相反,年轻的沃森认识到和解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论述道:第一,这样做将为公司的运转提供一套清白的基本原则。第二,也是更重要的,这将一劳永逸地证明穿孔卡片的事业像恐龙一样,是注定要灭亡的。另外,IBM的律师向沃森父子保证,他们所签字的任何判决只会影响穿孔卡片业务,对新的计算机业务没有任何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们犯了个大错。)第三,在这桩案件上的争斗会使公司分散注意力。尽管花了四年时间,但小沃森最终说服了父亲。


判决在1956年签署,要求IBM进行一系列改变:公司必须在租赁的同时也出售设备;IBM必须在7年内削减其生产全国半数以上穿孔卡片的能力;必须向任何希望与它竞争的公司发放专利许可证;最后,公司必须同意组建一个完全自有但是不与公司串通一气的分支机构——服务局公司——以便提供售后服务和各种各样的支持。


当时签署这一判决并未严重地损害IBM,但它确实改变了计算机业务的性质。随着计算机销售业的来临,租赁市场得以发展,其他公司能够获得IBM的机器,然后以比IBM月租更低的价格把它们租给顾客。另外,也是更重要的,同意发放所有设备的许可就使得IBM无法将自己的发明引人市场之后再保护它。一旦它推出一个成功的产品,它就必须要面对竞争。虽然这只影响已经上市的产品,但是律师们在协议范围上犯了个错误,这将为在今后的几年到来的两个重要发展打开大门:所谓可兼容插件的大型计算机以及IBM PC仿制机市场的出现。


当然,在当时这些都不明显,并且对年轻的沃森来说,从调查阴影下脱身的机会很值得这些让步。当时,他正在将公司重组成一个计算机企业,并且有信心像他的父亲统治前一时代一样统治这一新领域。


在随后的5年内,IBM在计算机事业上的投资超过5亿美元。小沃森在维持现状方面没有既得利益。同时,他的父亲虽然依旧专制,但是更爱孩子,所以愿意给他要么失败要么成功破釜沉舟的机会。事实证明他这一步走对了。当然也没有别人能够强迫这位老人同意。但是,当IBM进入计算机时代时,公司依然远远落后于那些更富有革新精神的竞争对手,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RCA)和通用电气公司(GE)。


在签署同意判决几个月后,老托马斯·沃森去世了,享年82岁。小沃森从此可以完全控制IBM。巧合的是,办公设备市场即将改变。这一市场发生了一边倒现象,正如1957年第一天的(福布斯)报道所指出的:



……一边倒也许是一个过分温和的字眼。去年,如果根据新闻报道高级官员的发言以及华尔街市场的情况判断,电子计算机应该已经成为美国数十亿美元的办公设备产业的主要产品。事实并非如此。计算机销售和租赁总共才1.25亿美元,只占产业总销售的6%。Royal McBee、Underwood、雷明顿·兰德、IBM以及较小的竞争者们继续为几百万元在打字机销售上苦苦争扎。国家现金自动记录器公司的500种现金自动记录器依然是其主要收入来源,占其业务的37%。Burroughs公司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10年了,可依旧是依靠普通的加法机和记帐器实现大部分的销售。


实际上,就1956年来说,办公设备的用户们没有理由对他们陈旧的普通打字机、现金记录器、记帐器以及穿孔卡片设备感到羞愧。除了IBM之外,(可能包括斯佩里·兰德公司)所有公司在计算机项目上都赔本了……



这篇文章还配上了到1956年9月1日时已订购的或已交付的计算机数量的插图,IBM遥遥领先,已交付449台大中型计算机,订单上还有1121台;斯佩里·兰德公司次之,交付314台,但订单上只有113台;Burroughs(只销售中型计算机)已安装40台,订单上有40台;NCR公司安装了25台,加上订单上的5台。但是这张主要办公设备制造商的列表并未考虑两个刚进入这一市场的可怕的竞争对手: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前者已售出30台巨型数字处理机,后者已交付了两台BIZMAC。所有这些公司都在竞逐一个极为有利可图的市场,正如《福布斯》的文章里所指出的:“ArthurD.Little公司进行了精确的调研。研究机构计算出大约有3000家美国公司有可能成为大约价值25亿美元的电子计算机的顾客。”这一数字将被证明是至少低估了一个数量级。


到第二年,即1957年,IBM的销售队伍开始撤出与它的惟一的竞争对手——雷明顿·兰德的UNIVAC在计算机市场的竞争。当年IBM的总收入为7.34亿,其中包括1.93亿与计算机相关的收入,占公司收入的25%。SAGE——“旋风”计划的防空系统,占了最大的部分,为0.93亿美元;其他军方收入为0.28亿美元;电子计算机贡献了0.23亿美元;而其他商用存储程序计算机——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挣了0.49亿美元。这些收入估计占美国全部计算机销售收入的3/4。那一年也是IBM将自己的技术革新推向市场的一年:350型RAMAC(随机存取存储器记帐机)磁盘存储系统。它是在加利福尼亚圣何塞市的一个新的研究单位开发的,成为硬盘工业的先驱。


--  作者:CPU-CN
--  发布时间:2005/11/6 18: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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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磁片记录数据的硬盘驱动器的关键功能是它能够随时去往存储材料的任何地方,而磁带驱动器或迭式穿孔卡片存储器是按顺序的存储库,需要用户把不相关的数据转过去,才能找到指定的信息。硬盘包括悬在旋转着的磁片表面上的磁头,能够在几秒钟内到达任何数据位,这就使得计算的功能更为强大和快速。随着IBM控制了这一革新,公司能够在利润上领先。RAMAC有50个存储盘(或称作磁片),可以存储约40兆比特的数据(即500万个字母数字式的字符,相当于5兆字节的存储容量,每个字符需要一个字节),它的月租金为3200美元,如果买的话,价格则为189950美元。今天的硬盘与此相比,存储量达到数十亿个字节,价格仅为几百美元。


雷明顿·兰德同年也推出了一个新的存储系统,其基础是涂上磁性材料的旋转的磁鼓,但最终是IBM的存储方式获胜了。另外,雷明顿·兰德还犯了一个更严重的错误,于是这一从前无可争议的领袖到1957年时只获得全国计算机销售收入的19%,并且这一局面也没能维持多久。


总之,IBM在销售和策略上都占了上风。雷明顿·兰德无计可施。两年前,雷明顿·兰德公司与斯佩里公司合并,组成斯佩里·兰德公司,希望成为IBM有份量的竞争对手。詹姆斯·兰德亲自掌管计算机业务,它由两个独立的部门组成:残余的艾克特—毛赫利计算机公司和一个基地设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科学计算机构,名称叫做工程科学协会,简称ESA。斯佩里公司的哈利·维克斯被任命为总裁。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任新公司的主席。新公司年收入为7亿美元,比同年IBM的4.84亿美元多得多,但是利润很成问题。IBM虽然收入只有它的2/3,可利润却为0.465亿美元,比斯佩里·兰德公司赚的0.446亿美元要多。原因是来自租赁合同——长期可预测的收入来源,加上严重损耗引起的资产帐面额的减低——使IBM的资产负债表金光闪闪和利润高昂。


在兼并之前,斯佩里已经与军方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且以一系列生产优质设备的工业业务自豪。这些设备包括陀螺仪、液压系统、电子管、计算机控制的机床,甚至还有拖拉机。雷明顿·兰德的生产线主要是由从打字机到计算机这些办公设备组成,但它也生产诸如剃须刀之类的消费品,而它最好的资本是它的对外销售队伍仅次于IBM。然而两家公司并不完全兼容,办公制表机和卡片系统的推销员们与年轻而雄心勃勃的计算机支持者们有极大的不同,尤其是与工程科学协会的科学计算天才们格格不入,这些计算天才们正在设计美国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于是,在纸面上这场合并看起来很美满,但是因为两家公司没有共同基础,结果成为一桩艰难的婚姻。当时,兰德60岁。尽管对计算机很热心,但他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合并后不到一年,他就因为严重的疾病退休了。


斯佩里·兰德继续在计算机上投资,于1957年发布了UNIVACII。他在其中加大了技术含量,开始广泛使用新的、更便宜、更可靠的晶体管。但该部门依然是公司财务主要的钱漏子。一直到1965年,斯佩里·兰德计算业务一直获利甚微。


这期间,IBM庞大的、训练有素的销售队伍控制了市场,说服其顾客放弃制表机,转向计算机。而当时计算机的性能当然也增强了IBM一年365天随时提供服务的声誉。在这一代计算机里,几英里长的电线和几百支电子管产生大量的热,所以它们经常需要调整和维修。在这一点上,谁能比IBM做得更好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更好的技术是可能的。斯佩里·兰德机器以及那些由 Sylvania、Pilco(S-2000)、通用电气甚至美国无线电公司设计的机器都比IBM的机器更多地采用了晶体管,而IBM居然在电子管已经没有必要的情况下坚持用了很久。在整个50年代末,IBM推出了很多种相当平庸的计算机型号:7000系列,一种庞大的计算机,它是为军事目的设计的第一台超级计算机(名为Stretch);随后为商业目的配置的后续机型7070和7090型;1401,一种低价格但功能强大的办公计算机以及它用于科学的变体,1620。时髦和新潮并不是商人的目标,他们可不是计算机迷,他们把IBM选作安全港,从而使该公司处在欣欣向荣的市场塔尖上。到了1960年,IBM的收入又翻了一番,达到14亿。但是现在与计算机相关的销售接近40%(5.59亿美元)。除了磁盘存储系统处,它没有什么东西在技术上是非常先进的。正在形成的IBM形象是一个积极进取,但缺乏创造性的竞争者。这一情形在数字时代一再重复发生:伟大的工程迟早要被拷贝,是销售和营销技术使大多数最终取得成功的公司与众不同。


先进的计算研究的面纱1957年被一个奇怪的隐士般的奇才揭开了,他的名字叫西摩·克雷。他几乎处于隐居状态地在威斯康星州齐帕威瀑布市为一家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的前身是雷明顿·兰德的工程师研究协会(ERA)。在1952年收购之后,被来自总公司的数不清的轻视所激怒,并且确信斯佩里·兰德的经理们永远不会理解新的计算世界,一大群核心雇员愤而于1957年离开ERA,组建了另一个公司与斯佩里·兰德竞争,公司名叫控制数据公司(CDC)。在粗暴而不会讨人喜欢的威廉·诺里斯的领导下,CDC于1957年发布的1604计算机无疑是世界上最快、最强大的计算机。


虽然总部设在明尼苏达,可CDC的传奇却第一个在加利福尼亚当时还没有得到“硅谷”这一绰号的地方流传。公司的股票是以35美分一股的价格出售给早期的“信徒”,到1964年,每股的价格就超过了100美元。60年代前期,一篇《福布斯》的文章是这样描述控制数据公司成功的关键的。



因为非常特殊的原困,威廉·诺里斯对强大的竞争者们表现得毫不畏惧,可能IBM除外。他几乎瞧不起他们。“控制数据公司和IBM是计算机行业惟一的两家挣钱的公司,因为它们两家是惟一真正干这事的。”诺里斯说道。


他论述道:“在计算机行业,判断非常重要,而且必须迅速做出决定。在那些部门林立的大公司,如:美国无线电公司。斯佩里·兰德、霍尼韦尔和通用电气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被许多事务缠身,无法清楚地知道计算机部门的症结所在。”


诺里斯断言,这种缺乏管理,导致了他的一些著名的竞争对手在批准一项新的计算机之前犹豫不决很长时间,以至于等到投放市场时已经是相当晚了。而在计算机行业,晚一步就是步步晚。


诺里斯还说,竞争对手经常拒绝为制造和推出新产品投入足够的资金,妄想通过谨慎行事减少可能的损失。


与对手的做法相反,从诺里斯一开始支持克雷的1604,他就迅速做出决定并采取一个大胆的路线。他一直在冒险,他坚持控制数据公司必须成长为一个更大的公司,能够销售和提供的不仅仅是计算机而且包括全部的系统。


除了必须扩大外,别无退路。控制数据公司必须要么是巨大的成功,要么是彻底失败。“事实上,”比尔·诺里斯笑着说,“一个深思熟虑而大胆行动的路线是风险最小的。在计算机行业,那些谨小慎微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人才是真正处于危险中。”



正是这种对冒险的强烈爱好,促使诺里斯听从他的聪明而有灵感的计算机设计师西摩·克雷的想法。克雷相信他能够完全用晶体管建造一台计算机,同时改变计算的速度等式。他是对的。


公司决定追求的市场是IBM和所有竞争者们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的领域:科学计算。在这个不引人注目的小竞技场上,设备的质量比任何其他因素都更重要。这样可以避开销售细节,公司不提供售后支持,需要的推销术也很少。考虑到它的客户们都是公司里技术最好的人,所以不需要手把手地教。只要公司保持继续造出强大的计算机,一切都不成问题。


在这一细分市场中,宣传攻势比总销售收入更加重要。IBM位居第二,比领先的CDC差了一大截,特别是当它大肆宣扬的Stretch计算机功能只有许诺的一半强大时更是如此。这一事件使汤姆·沃森勇气大失,以至于将自己机器的价格降低了一半——在IBM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举动,然后又停止了IBM在超级计算机的所有研究,一停就是许多年。随着主流客户吵闹着要求更多的IBM商业计算机,以及销售和支持方面的职员全力应付顾客而不是技术,沃森终于能够忘记超级计算这样的小市场了——这并不是说,其他人在这一领域的成功不再让他心烦。


小沃森真正无法忘怀的是两家看起来可能会给IBM带来严重竞争威胁的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和美国无线电公司。但是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方法结果成了一种误入歧途的市场战略。在50年代中期,该公司是由戴维·萨诺夫经营的,这位俄国移民曾经让电视变成家用电器。他正在寻找能够扩大自己影响力的新领域,计算机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赌注。在这里,金钱和势力可以使公司成为一个可依靠的力量。不幸的是,萨诺夫只考虑到商业这一段,从未打好技术基础。美国无线电公司的经理们认为,IBM成功的关键在于其销售和营销力量,所以他们并未强调工程,而是盲目生产模仿的计算机型号,试图通过降低价格来占领市场。因为公司缺乏销售人力,他试图从IBM挖走一些高级销售员,但没有成功。尽管在几年间这个巨人公司投入近10亿美元,试图让它振兴起来,但它的计算机部门从未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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